然而就是盛文的这一辩证分析观点，最终还是遭到戚文的指责：“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从总的方面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但“错”在那里呢？只说“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就没有了下文。
    冈仓天心为抵抗全盘欧化风潮，为发现亚洲价值，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发出了“亚洲为一”的名言。如他说：“亚洲为一。喜马拉雅山山脉分割了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会主义的中国文明与达摩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然而，仅仅是为了对这两个文明作各自的强调，才这样说，其实，追求普遍终极精神的博大爱思，即使白雪覆盖的障壁也无法阻隔。这种爱正是亚细亚民族的共通的思想传承。因为这样的爱，世界上所有的大宗教得以产生”，也因为这样的爱，将亚洲与忽略精神，只重物质与手段的西方区别开来。（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324頁。）这样的思想无可厚非。
    冈仓天心说过，世界在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不能说这就是“经过包装的侵略主义”。
    孙中山也论“人种”。他说过：“世界上的十五万万人之中，顶强盛的是欧洲和美洲的叫四万万白种人。白种人以此为本位，去吞灭别色人种”。（注：曹锦清编：《国权与人权·孙中山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8页。）这与冈仓天心所谓“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意义上有多少差别？据孙中山的意思，“人种”即“种族”，扩大之即民族，所谓人种竞争也就是民族的竞争。
    宫崎滔天是日本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是日本“初始亚洲主义”的延伸与发展。戚文评析日本亚洲主义，简说与不说宫崎滔天，是否为一个有意的“疏漏”？
    宫崎滔天出生于熊本县，15岁入德富苏峰的大江义塾。又进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他曾有留学的想法，后受兄弥藏影响，接受“革命的亚细亚主义”。弥藏去世，他认识孙中山，加入反清革命。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宫崎滔天曾尽力给予经济支持。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滔天更积极参与。革命后，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宫崎滔天也一心投入，被孙中山引为没有私心的“义侠”与日本同志。1922年去世，时年52岁。
    宫崎滔天1891年到上海学中文，发生经济问题。这时荒野精在上海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同文书院的前身），成员200多人，打着研究中日贸易的旗号，从事间谍活动。荒野精主动提出接济宫崎，但宫崎滔天“见到校长荒尾精等一派人，作为支那占领主义者，结为一团，乃为异己主义的集团，于是不食周粟”，断然拒绝。表示与“占领中国主义者”划清界限。（注：转引自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22頁。）
    1905年7月，宫崎对宋教仁说：“现今各国无不垂涎于中国，即日本也野心勃勃。”1906年宫崎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中国革命与列国》说：“所谓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吞并主义。伴之而来的是扩军备战。”孙中山为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有对著者的基本评价：“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吾喜其用意之良，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扬之。壬寅八月支那孙文逸仙拜序”。（注：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第1页。）
    “日忧黄种陵夷”，“襄成兴亚之大业”，“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说明宫崎滔天是一个“关心亚局”的亚洲主义者，是一个“襄成兴亚之大业”的“兴亚”论者。这样的亚洲主义不是侵略主义，这样的“兴亚”论也不是侵略论。宫崎滔天言行著作，影响较大，戚文论亚洲主义而绕开宫崎滔天，无法对日本亚洲主义做全面评析。
    需要补充的是，日本亚洲主义包括着一个关心亚洲经济联合的群落，对他们的思想也很难以侵略主义做绝对否定。据狭间直树考证，《亚细亚主义协会报告》中，亚洲主义者中吾妻兵治就强调发展东亚通商贸易与确立近代市场的必要性。他认为欧美各国，“人众相集而成国家”，彼此相通而与亚洲悬隔。故亚洲应自组独自的“通商”“贸易”区域。此为达成亚洲富强与文化向上所必须。他说：日本与中国既有《通商条规》，交易也盛，然“商权”握西人之手。若不收复商权，既被人欺凌，也自我凌夷而毙。日中宜“合纵”以抗西商，建设铁路、电线、船舰、兵器及各种“公司”，以振工业。“若当今日中商人，悟当今大计，合纵起业，翻然弃内外之见，务共同之计，或相结以起工事，或移资银以设公司，彼我往来，相视如一，进退动静一从其便，虽时有一丧一得，其利也不出两国之外。各商既得私利，而两国公利，也不胜其数”。对抗欧美，共同经营，不是说不要私利，而是说“私利”乃共谋“公利”之结果。“五洲如竞争场，相互角逐，故日清当今之急务，合纵之以收商权”。（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