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狭间直树所说，吾妻兵治论说日清提携，共振商业的必要性，强调于“提携”基础上加强贸易，值得重视。尽管这样的构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提出了一个“非西洋世界”必须直面的问题，中国郑观应的“商战”说，恰与吾妻兵治的思想相对应。（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
    尾崎秀实是一个亚洲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反对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的战士。他1939年于《中央公论》发表《“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与它成立的客观基础》，揭露“东亚协同体”理论所包含的经济侵略野心。指出：东亚协同体的理念，旨在确立日本于亚洲霸业，为这霸业披上温和的外衣。在此外衣的遮掩下，大陆成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324頁。）
    他揭露在日本，“作为经营与开发，大陆建设被当作首要问题被提出”，然而，这不是“开发”，而是资源掠夺。作为大亚细亚主义主干的“东亚协同体”在名与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与所谓的“大义名分”相背离。“东亚协同体”思想终究成为无法实现的“梦”，一个“现代神话”。（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东京：现代书馆，2001年，第217頁。）
    尾崎秀实指出，想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原料供应地，不仅存在道德上的问题，现实操作及资金上都有问题。随着在华（侵略）战争的深入，矛盾将日益突出。（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日本推动所谓亚洲经济组织化，困难巨大。而阻挡日本经济侵略计划的重要因素，则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1941年，尾崎秀实被日本军部逮捕，最后被杀害。《检事询问调书》记载他的话：这场对中国的战争，将使“日本本来脆弱的经济被削弱”，将给日本带来致命的打击。他预言：日本侵略亚洲主义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好运，而是破灭。（注：中岛诚：《亚细亚の光芒》，第216頁。）
    （二）早期右派的膨胀与国粹派的“变节”是右翼思潮的重要源流
    一般说来，梳理了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战略亚洲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之后，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流派就已经大概清楚了。然而，继续深究，发现还有一个早期流派不可疏漏，这就是玄洋社与黑龙会。
    1876年明治新政府发布“废刀令”，不满士族10月爆发“萩之乱”。翌年又有西南战争，福冈藩士族参加了这次战争。内乱镇定后，向阳社结成，提倡征韩论。1881年在头山满的组织下，向阳社改名玄洋社，社长为平冈浩太郎，设福冈本部，提倡天皇主义、国权主义与“大陆进出（侵略）”论。1901年又出现黑龙会，内田良平为创立者，头山满为顾问。天皇中心主义与“征亚”主义成为其中心纲领。我们可以把玄洋社、黑龙会称为“征亚主义”的代表。
    玄洋社与黑龙会和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有着很大的联系。例如，1898年东亚会的成立与平冈浩太郎就有极大关系。历史记载“1898年春，江藤新作一派加入其中，合同立会”，而“将井上与江藤组合一体的中介是平冈浩太郎”。（注：日本东京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收房，1968年复刻版，第875頁。见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6），《东亚》2002年1月号。）该会会员32名，头山满与内田良平的名字赫然见于其中。
    这样，早期日本亚洲主义就具有三重流派：“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征亚亚洲主义”。日本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就是这三个早期“亚洲主义”异变，尤其是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人“大陆进出（侵略）”论、“征亚亚洲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
    前面说过1891年东邦协会成立，此乃日本亚洲主义急遽右转的信号。引人注目的是凡著名的国粹论者即“文化亚洲主义”者如陆羯南、志贺重昂、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人都加入到东邦协会的行列。
    陆羯南的国民主义、德富苏峰的平民主义、志贺重昂与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右翼。川崎紫山起草《东邦协会设置趣旨》，陆羯南亲自为之润笔，有如下言论：综观世界现状，西洋开拓殖民地与贸易地，紧迫亚洲，当“导引未开之国，扶助不幸之国”，采“连带”之思想，“推动实力之外部扩张”；“东洋人种之未来”乃以“国家实践之王道”，实行日本的亚洲主义，“人人尽臣民之公义，视国家为至高之团体”，“究明国家之大道，以赞育世界之文明与天地之化育”。（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5），《东亚》2001年12月号。）德富苏峰“与原来的思想诀别”，转而鼓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实行膨胀实践的最好时机”，由此而成“维新兴国之业”。（注：德富苏峰：《好机》，《国民新闻》1894年7月23日。）他说：甲午战争后“我在精神上几成他人”，自己认不得自己！1897年他出任政府内阁官僚，思想转换的特色更趋明朗，被舆论界谴为“变节”者。这样的思想背景，同样促成日本亚洲主义的右翼化“变节”，即日本亚洲主义的后期异变。（注：松本三之介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1·明治思想集Ⅱ》，东京：筑摩书房，1977年，第446頁。）可以清晰看到，国粹派与文化亚洲主义者的“变节”成为日本右翼思潮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源流。
    四结语
    综观以上所述，本文指出日本亚洲主义可分为早期亚洲主义与后期亚洲主义两个历史“过程”，因思想、组织与活动的三“链接”，形成日本亚洲主义的完整体系。本文又对日本亚洲主义做“流派”分析，指出日本亚洲主义可分为早期亚洲主义的“兴亚”论、“国粹”论、“征亚”论及后期亚洲主义的“东亚同文”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支那革命”论等。主张对上述流派理论进行具体辩证的分析。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中的“兴亚”论、“国粹”论，主要体现为日本民族主义者抵抗西方军事侵略，要求亚洲“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的思想要求，反对文化上的“全盘欧化”，建立日本与亚洲自尊自信的意识主体的精神愿望，且透露希求结成亚洲经济共同体以抵制西方经济压迫的初始意念。然而即使是这个时期的亚洲主义，也在组织上、思想上，隐含着侵略主义的元素。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体制的形成，右翼势力的嚣张，民主力量的消解，军阀权力的登台，这些“元素”快速膨胀，遂使早期亚洲主义性质发生根本异变，蜕变为日本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侵略主义理论。
    作为一个思想史学的研究课题，对研究客体做“过程”论与“流派”论的分析，方法上是常规的与普通的，得出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与允许的。事实是，我们说明的是一个“日本亚洲主义演化说”与“日本右翼思潮源流说”，了解这个“演化”史与“源流”史，将使我们对日本侵略亚洲主义形成过程及其内在本质有更明晰的洞察，将使中国与日本人民对“右翼”思想的批判更加深刻有力。
    注释：
    （39）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5页。
    （40）冈仓天心：《东洋の理想》，转引自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羲》，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