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先生在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特别提到会泽安，将会泽安所说“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也，清也”作为警句引用。吕万和教授在《明治维新与中国》中也有如下论述：“会泽安，儒家学者，他认识到基督教势力东侵之际，东方独立国中唯中国与日本信奉儒学，两国结成同盟，乃为当然之事。不能说这样的思想有多少深刻，但依然可以说他是亚细亚的先觉，倡导‘日中同盟’论的先驱”。（注：吕万和：《明治维新と中国》，第144頁。）
    著名的日本学与中日关系问题研究家俞辛焞说：“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萌芽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平野国臣、佐藤信渊、胜海舟等的‘日清提携论’及樽井藤吉的‘大东和邦论’主张，因欧美列强的侵入而面临民族危机的日本应与中国联合抵抗欧美”，“这些思想与孙中山的亚洲观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和解放以及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俞辛焞先生肯定日本早期亚洲主义的存在，指出它“萌芽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其意义在于追求亚洲的“联合和解放”、“独立和平等”。（注：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当然我们的观点与俞辛焞稍有不同，而认为早期亚洲主义的时间可以上溯到19世纪20年代，以会泽安为主要代表。
    戚文对早期亚洲主义中的“兴亚”论也予以彻底的否定，主要理由是兴亚论的主要代表曾根俊虎等皆为侵略分子，“包藏祸心业已昭然若揭”。这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
    提起曾根俊虎的名字人们会自然想起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革命“因缘”。据孙中山回忆，1895年惠州起义失败，亡命日本的陈少白因曾根俊虎的介绍认识宫崎滔天的哥哥宫崎弥藏，此后宫崎滔天加入反清队伍，与孙中山结为至交。
    曾根俊虎曾在日本海军任职。他最初是一个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侦探家”，曾把自己在大陆进行情报活动的成果编写成《清国近世乱志》、《中国诸炮台图》等“献纳”于政府。（注：曾根俊虎著有《清国近世乱志》（1879年）、《中国诸炮台图》（1879年）、《清国各港便览》（1882年）、《清国漫游志》（1883年）、《法越交兵记》（1886年）、《日本外战史》（1895年）、《俄清之将来》（1896年）、《北支那纪行》（1997年）、《俄国暴状志》（1904年）等。）然而中法战争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日本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固然无可厚非，但应建立在与亚洲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为此，他在1886年上书伊藤博文表示不再想当“侦探家”，而要做一个“兴亚家”。他积极促成振亚社的成立与创立兴亚会（1880年），说明在此之前已经把思想变为行动。（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4页。）
    1886年，发生长崎事件。中国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所谓行为“骄慢”，引起日人“愤慨”，日本为此舆论哗然。（注：竹内好：《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第24頁。）曾根俊虎立时发表意见，认为日本人“愤慨”得没有道理，初看是中国人“骄慢”，其实乃日本人长期轻蔑中国，激怒中国，自取其咎，自取其辱。日本人取笑中国人为“牛豚”在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以“假鬼子”回敬？
    他认为对待中国与朝鲜，日本应取平等态度，这样的关系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自上而下的，出兵朝鲜，祸及中国，“肆无忌惮”，“呜呼！积怨深怒何日而泄？”为今后的日中关系担忧。日本侵略台湾，向中国强索50万两白银，他在《清国漫游志》前言中批评本国政府：这样做将使中日两国“意想悬隔亦甚”，积怨愈深，终将爆发。他主张将此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交由兴亚会研究。（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2），《东亚》2001年9月号。）
    诚然，如前文所述日本亚洲主义组织，即使曾根俊虎的兴亚会，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曾根俊虎这样的兴亚家，也有荒尾精、岸田吟香那样的政府间谍。不同的思想人物混同在一个组织，这是自然的，不可因有坏人的混入，而将曾根俊虎“连带”否定。
    曾根俊虎在《清国漫游志》、《法越交兵记》等书中，总是批评政府。他的“兴亚”思想也与政府气味不投，结果非但没有当上外交官，还被罢官。他在1891年退出军队，晚年从事商业，但一无所获。1910年5月31日在东京寓所去世。死前一变既往“兴亚家”之“豪放快乐”，“形容枯槁，两鬓斑白”。（注：狭间直树：《初期ァジァ主义につぃての史的考察》（2），《东亚》2001年9月号。）王屏说：“曾根俊虎所走过的路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古典亚细亚主义在与日本政府追求‘国家利益’的亚洲战略发生矛盾时，其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改变性质，要么走向消亡。”（注：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第64页。）王屏的话接近历史的真实。曾根俊虎堪为日本“初始亚洲主义”的典型，他的思想与日本的侵略“利益”发生冲突，其最后的人生结局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有“文化亚洲主义”（国粹派）一派，其代表人物有冈仓天心等。戚文论冈仓天心是一个“人种论者”，所以他的思想就是“经过包装的侵略主义”。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施行“欧化政策”，决定将西方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样式一揽子引入日本。东京日比谷设“鹿鸣馆”，每日由政府高官招待绅士淑女，举行西洋舞蹈会，舞乐高奏，“全盘欧化”思潮甚嚣尘上。对此，一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发出批评责难之声，“国粹派”应运而生。国粹主义初始目的乃反对“全盘欧化主义”，抵制西方文化扩张，复兴包括中国儒学、印度佛学在内的亚洲文化（国粹、亚粹主义）。
    盛文论日本亚洲主义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同时也指明其宣传“日本文化优越论”、“振兴亚洲文化的天职论”的局限性--“这一切终使文化亚洲主义发生变形，其中的一些人最终向侵略主义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