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可抑制的冲突
    对四五十年代南北冲突的激化，仅从奴隶制之争看问题是不够的，还应该从这一时期整个美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去进行观察。
    美国的成长速度在19世纪上半叶是史无前例的。一方面是领土的成倍增长，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又超过领土的增长速度，从1803年的600万人增至1853年的2600万人。经济的发展更快，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一时期增长7倍。1844～1854年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商品生产增长最高的10年，即增长69％。从1850年至1857年，五条铁路干线穿过阿巴拉契亚山，大西洋岸的波士顿、纽约等港口与中西部的芝加哥被连成一体。在南部有一条穿越群山的铁路，把密西西比河下游和南方大西洋岸互相连接起来。40年代末旧金山金矿的发现，使移民、资本、制成品潮涌西部，淘金的洪流则通过各种贸易渠道流向全国。这一切推动了美国的市场革命和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开启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先河（注：诺斯：《美国经济成长（1790-1860）》第204～205页，英文版，纽约，1961年。）。
    北部的工厂、西部的田庄、南部的种植园，在这一繁荣的年代里不论数量还是规模都有巨大发展，各自按照最有利可图的原则转向专业化。
    北部在这一时期已变成全国制造业的中心地区。1860年时，工业产品的总值已接近农产品总值，而在人口和铁路运输方面的优势则远远超过南部。南部的棉花对北部经济仍占重要地位，但已不再是支配者。1850年，东北部制造业占有全国制造业雇佣工人的3/4，制造业的部门也多样化，已不再过分依赖南部市场，而取得更大的独立性。单是东北部本身的市场已经大到足够支持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工业的成长也促进北部的都市化。在1820年时，美国只有6％的人口居住在2500人及2500人以上的城市。到1868年时，这个百分比增至20％，纽约是第一个发展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在15个最大的城市中有5个城市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占10％以上。有些新兴小城市几乎完全是工业城市。北部的繁荣在1856～1857年遭到一次沉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
    西部在内战前发展为小麦、玉米、牛肉和猪肉的生产中心。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西部经济主要是与南部经济联系在一起，它为日益增长的南部棉花经济提供谷物和肉类。在五条铁路干线修通后，东部与西部的联系迅速加强，纽约取代南部的新奥尔良成为西部出口货物的集散地。运输成本也大为降低。北部的工业与城市的迅速发展、四五十年代爱尔兰的饥荒、克里米亚战争，都是促使西部向大规模商品粮食与肉类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1839年，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纽约、弗吉尼亚诸州是小麦的主要产区。到1859年时，小麦产区的顺序变成了伊利诺依、印第安纳、威斯康辛、俄亥俄。伴随西部的经济转向而来的是政治上的转向。原来中西部靠近南部各州如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依在政治上受制于来自边界蓄奴州的移民，从而与南部奴隶主权势联合，以对抗和制衡北部。当中西部靠北边的诸州的经济力量增长逐渐压倒靠南边的诸州后，西部自由小农对奴隶制的厌恶成为西部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内战以前的南部也是处在经济繁荣之中。过去在美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奴隶制在四五十年代已基本上达到自己发展的限度，由于奴隶价格日增，棉花价格相对下跌以及地力的耗竭，这种经济制度已变得无利可图，难以维持下去，同时这种制度向西部的推进也达到自己的“天然界线”（注：查理·拉姆斯维尔：《奴隶制扩张的天然界线》，见洛菲温克编：《美国内战的原因》，英文版，并参看该书有关论文。）。但是，近年美国新经济史派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新的统计表明，从1840年至1860年，南部总人口的人均收入由74美元上升到103美元，增长39％。而同期美国全国总人口的人均收入由96美元增长到128美元，只增长33％。只有工业较发达的东北部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略高于南部（40％），而中北部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还低于南部（只有37％）（注：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尔曼合编：《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1971年，英文版，第七篇《奴隶制与内战》。）。这些数字说明，内战前夕南部拥有的是日益扩展的经济而非停滞不前的经济。奴隶劳动力价格的增长，表明奴隶供不应求，特别在新区更是如此。可见，尽管老南部的经济呈现出困难与衰敝景象，但棉田还在向西南部的新地上迅速扩展。从整体来看，南部的奴隶制经济仍然是有利可图。1857年的严重不景气给北部与西部以沉重的打击，南部受到的震动却较小，恢复得最快，这更是增添了南部奴隶主们虚骄的信心，使他们坚信奴隶制经济的健康与繁荣前景，认为“棉花王”是无可匹敌的，并最终选择了自取奴隶制加速覆灭的道路。
    总起来看，到50年代初，奴隶制度作为资本主义殖民剥削的一种形式在世界范围以及在美洲范围内都大势已去，这是时代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但在美国南部，这一日趋没落的制度却以征服新土地的特殊方式延续了自己的寿命，并得寸进尺。北部在奴隶制问题上愈是想谋求妥协，南部则愈难妥协，寸权必争，寸利必夺。在建国之初，自由黑人在某些州曾获得选举权，奴隶主也可以随意解放自己的奴隶，但这种权利后来都逐渐被取消，解放奴隶受到种种限制，几乎等于被禁止了。国会虽曾明文规定奴隶制的扩展界线，但这条界线一再被突破，甚至连限制奴隶制，最高法院也宣称国会无权过问。过去奴隶从南部逃到北部可以被藏匿起来，1850年颁布的缉捕逃奴法却规定协助逃奴的白人也要受到严惩。弗吉尼亚本是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故乡，有民主主义的光荣传统，但在奴隶制问题上，其民主精神黯然失色。南部生活到处都有奴隶主政治的羞辱的印记。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内战以前十年间，美国的政治动向是逆流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