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林肯与拯救联邦的战争
    1860年11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林肯在大选中以不到选民半数的选票当选美国总统。这一消息一传到南卡罗来纳，12月20日，州议会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并宣布该州退出联邦。接着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等南部6个州闻风而动。1861年2月4日，脱离联邦的南部7州组成“美利坚联众国”（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trica，简称南部邦联），并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至此，分裂和战争终于提上了日程。
    1861年4月12日，南部邦联的军队向联邦军队驻守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口的萨姆特要塞发射了第一批炮弹。南北战争的帷幕由此揭开了。
    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大血战的爆发是突如其来的。交战的双方事先都没有预料到战争的到来，都不愿打这场战争，也都没有战争的准备，同时又都以为很快就会结束这场战争。美国政治是一种善于搞妥协的政治。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的最后失败并诉诸战争，这应该说是脱出美国历史常轨的异常特殊的大事变。
    南北战争完全是由南部奴隶主权势集团所一手挑起的。南方奴隶主理直气壮地宣称他们是为维护自己的州权、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即保卫奴隶制这种“特殊制度”而战。但是，领导联邦政府的林肯政府却从来没有宣布过要为废除奴隶制而进行战争，始终只认为是为维护宪法、维护联邦的统一而战。林肯在就职演说中保证“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去干预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林肯是作为一个坚定的护宪派，领导人民进行一场护宪的战争，而联邦宪法是一部保护既存的奴隶制的宪法，因此他为维护这部宪法而进行的战争，并不是反对南部奴隶制度，而是反对南部分裂联邦。这就是林肯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立场及其面临的深刻矛盾。如果导致这场战争的纷争有可能通过宪法的方式来解决，就不会发生战争。既然发生了战争，就说明它的解决必须要越出宪法的方式。林肯坚持用宪法的方式去进行一场实质上是革命的战争，用妥协的方法去对付那些绝不妥协的敌人。这是美国内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只有把握这一特点才能较好地理解内战的全过程。
    关于联邦政府在这场战争中所奉行的政策，在林肯1862年8月22日著名的公开信中，说得相当透彻：
    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
    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我之所以克制不做某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那将无助于拯救联邦（注：林肯：《给霍勒斯·格里利的信》，《林肯选集》第204页。译文有改动。）。
    联邦政府的战争指导方针同战争的中心任务长期脱节，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如果南部奴隶主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妥协下来，奴隶制是不可能废除的；如果联邦军队在战争之初就粉碎了南部的反叛，奴隶制也是不可能废除的；如果在战争后期南部真正接受停战和妥协，废除奴隶制仍然是非常棘手的难题。
    在评价美国内战时，人们往往把历史舞台的灯光过分集中在林肯一人的身上。在评价林肯时，又脱离整个历史的复杂环境进行孤立的个人评价。事实上，对林肯的评价与对战争的评价不能混为一谈。林肯是内战形势造就的英雄人物，而不是林肯造成内战的形势。在内战期间，北部（不用说南部）并不存在支持奴隶彻底解放的强大的阶级和政治集团。美国内战中最大的分裂是南北双方统治阶级原有的妥协和统一的破裂，而不是深刻的社会阶级破裂。在北部的城市和乡村都没有受压迫的下层群众，南部社会的底层不是农民而是奴隶，那里只有零星的奴隶暴动而未形成革命形势。这一客观形势，加上前述的种种情况，决定了联邦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的非激进的立场。马克思指出，北部表现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忍耐之后，才拔出刀剑来拯救联邦，打一场“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注：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评美国局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55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不是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
    纵览美国历史，这不是林肯个人的过错，而是当时美国时代精神的反映。
    南北战争最后从护宪战争转变为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是与联邦内部存在着一个具有很大活动能量的激进派分不开的。对这一激进派所起的作用必须给以充分的估价。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别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充分运用国会的权力建立战争指导委员会，以强大的政治压力推动林肯政府不断前进，逐步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与方式，才使北部终于赢得了胜利，不仅拯救了联邦，而且也拯救了美国民主制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