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府太傅”暂且不论。“知府、四方馆使、恩州刺史、知潞州军州事、提举泽潞晋绛慈隰威胜军等七州军事，兼提举巡检□□□□劝农使杨怀忠”，杨怀忠，《宋史》无传，非常巧合的是他的墓志铭最近在河南巩县被发现。(40)墓志铭中“知潞州军州事、提举泽潞晋绛慈隰威胜军等七州军事，兼提举巡检□□□□劝农使”皆未出现，其担任四方馆使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恩州刺史则在更前。咸平三年(1000)，杨怀忠参加平叛王均兵变之事，初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骑都尉、充供备库副使。“供备库副使”为从七品的阶官，故志云杨怀忠“意似不足，因诉上言”，复授崇仪使、检校右散骑常侍、使持节、恩州诸军事、行恩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刺史就是从五品的阶官了。(41)但墓志未云其担任“知潞州军州事”，可能为作者疏漏。上述知府太傅和杨怀忠二人“闻二圣应变无方，各减俸钱，共为蒇事”，作为先后在任的地方长官，他们用自己的一部分俸禄来作为二圣庙的修缮资金。
    该碑文首列一位官员的职衔“推忠保节同德翊戴功臣、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三使、特进、太傅、使持节、邓州诸军事、行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濮阳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九百户、食实封四千一百户、知潞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使、驸马都尉(阙文)”(42)，被授予“武胜军节度使”且差遣为“知潞州”者宋真宗时只有一位。笔者认为此人即为吴元扆，虽然史书言其官衔较短，但“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三使、使持节、邓州诸军事、行邓州刺史”是连在一起同时授予，而且他曾被授予“检校太傅”。因此他就是碑文所云“知府太傅”。北宋景德四年(1007)二月，“武胜节度使、驸马都尉吴元扆自陈愿出领征镇，上曰：‘元扆继守藩郡，御众抚俗，颇着声绩，今已分并、代禁军屯泽、潞，可因以任之。’乃诏元扆知潞州。初，并、代、泽、潞分辖禁军，后并于太原。上以地广兵众，苟失机会，或致生事，又简士阅马，禀命尤远。故析泽、潞、晋、绛、慈、隰、威胜七州军戎籍，不复隶并、代，委元扆专总焉。”(43)吴元扆为宋太宗蔡国公主驸马，他被派遣知潞州的背景是：河东境内的禁军驻并州和代州，但因为河东地广兵众，万一生事，则无法及时平定，于是将泽、潞、晋、绛、慈、隰、威胜军七州军的军队都由知潞州吴元扆掌管。由此在河东路境内，潞州成为一个新的军事中心。此即碑文所云“行贤太守之清风，绾上将军之重柄”。但是吴元扆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已经改知徐州，潞州为何在三年后依然使用他的头衔？我猜测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一是其为宋太宗的驸马，皇亲国戚的地位是罕有其匹的；其二吴元扆善于治民，口碑不错，宋真宗的众多妹婿中最喜欢他，潞州民众对其亦颇有好感，我们看到他也捐赠了部分维修资金。因此潞州壶关县二仙庙正是用了他的名衔作为资源来使用，以此吸引了河东路的大小地方官员。这次重修，壮大了二仙庙的影响，成功将其塑造成为晋东南乃至河东路着名的地域神灵。有学者“自上而下”站在官方立场上将地方祠祀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为国家礼典明文规定且通祀全国者；第二，礼无明文，但得到地方官府的承认和支持，甚至直接创建者；第三，没有得到官方批准和认可，完全是民间的祭祀行为，且往往被官方禁止者。(44)二仙就由唐末地方祠祀的最低层级，完成了进入第二层级的华丽转变，为其在宋徽宗时获得赐额进入祀典做好了舆论的准备。
    唐宋时各类祠神信仰在晋东南纷纷兴起，大都经历了一个兴起与传播的过程，并且在金元时皆已覆盖了南部太行山区的大部分地区。二仙信仰就是其中成功的一例。二仙信仰的发源地，应在壶关县。从唐末到宋真宗时，壶关县一直坚持二仙为仙女，并且在北宋增加了采药深山、服药成仙的内容。陵川县则依然沿袭壶关县最初所刻画之仙女形象，但是稍加演绎，不再提二仙籍贯。所以至少在北宋以前，二仙还是被刻画为仙女，后代熟知的二仙被继母虐待和饭军的传说是在金代才被陵川县编造出来。在二仙信仰传播的过程中，她们的形象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异，也可以解释为不同地域将二仙改造为自身文化资源的努力。在二仙兴起的过程中，巫女是必不可少的角色。通过降神和求雨，巫女确立了二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同时我们能够发现，地方官员对二仙的关注度在不断增加，表现为所参与修缮二仙祠庙的官员级别也是越来越高。二仙由壶关县的一个地方村社小神，就变成了河东路的着名神灵。巫女和地方人士的积极推动是二仙兴起的必要条件，而地方官员的积极参与，是二仙地位不断提高的必要保障。因此，通过对二仙兴起的个案考察，我们也就大致可以清楚唐宋以降华北地域神灵兴起的基本路径。
    ①张薇薇：《晋东南地区二仙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庙宇分布》，《文物世界》2008年第3期；段建宏：《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对晋东南二仙故事的解读》，《前沿》2008年第11期；罗丹妮：《唐宋以来高平寺庙系统与村社组织之变迁--以二仙信仰为例》，《历史人类学学刊》2010年第8卷第1期；李留文：《豫西北与晋东南二仙信仰比较研究--兼论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易素梅：《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学术研究》2011年第7期等。学位论文有：王锦萍：《虚实之间：11-13世纪晋南地区的水信仰与地方社会》，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Sumei Yi,The Making of Female Deities in North China,Ph.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9,pp.131-193。
    ②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9，载《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5129-15130页。清人所编《全唐文》及今人辑佚之《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亦失收。对该碑文关注者，仅见罗丹妮《唐宋以来高平地区寺庙系统与村社组织之变迁》，《历史人类学学刊》2010年第8卷第1期；Sumei Yi,The Making of Female Deities in North China,Ph.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9,pp 131-132.但皆未做详细分析。
    ③《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
    ④安史之乱后以潞州为治所的泽潞镇(后改昭义镇)节度使，长期管辖太行山东麓的洺州和磁州，此即出于军事目的之设置。参见王韵《论唐、五代的昭义镇》，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陈翔《关于唐代泽潞镇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⑤神郊村原本为跨神郊河之村，如今已经分为南北二村，称为神南村、神北村，世人熟知的真泽宫位于神北村。2011年9月笔者田调时，河水仅为小溪，但河床依然有20余米宽，可想见曾经水盛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