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三十三年，有所谓“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事：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爲三十四县，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戍南越地。①
    文中“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条记载，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截断爲前後不相联属的两句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这种读法，从字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太大毛病，但不加任何限制地陡然提出“禁不得祠”，亦即普遍禁止祠祀，明显不合乎情理，而且这也根本不符合秦始皇统治时期的实际情况。因爲检读《史记·封禅书》可知，在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後，不仅没有禁绝祠祀，而且还采取措施，统筹协调三代以来的各种祠祀典礼，“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②，似此标点，显然存在问题。不过，溯本求源，中华书局本的句读，也是有所因承。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刻印的凌稚隆等纂辑《史记评林》，以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20世纪20年代印行《史记会注考证》，即均作如此标点③。又如清末人孙楷编着《秦会要》，於“郡县各祠”门目之下辑録这段文字，也是在“禁不得祠”处终止，弃置“明星出西方”五字不顾④。这说明该项纪事的文义，久已不易索解，人们都不过是勉强点断而已。
    面对上述疑难，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经提出一种非常新颖的解释，以爲“禁不得祠”这句话中的“不得”二字，并非汉文固有的词汇，应属梵语“佛陀”(Buddha)的对音。盖藤田氏以爲“不得”二字古音爲pu-tuk，或bu-duk，与Buddha恰成对音关系。假若确实如此，则诚如藤田氏所说，这段话将成爲一项不可思议的记载⑤。单纯从行文的逻辑性来讲，这种解释确实也算比较通畅，所以曾引起陈寅恪的注意，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批云：“藤田以不得爲佛陀之古谓。”⑥这是因爲包括佛教在内各种域外文化对华夏社会的影响，亦即所谓“胡化”，是陈氏一生倾心阐释的核心问题。近年韩伟撰写《秦始皇时代佛教已传入中国考》一文，在没有引述藤田旧说的情况下，也写道：“‘不得’当爲佛陀之音译。”⑦然而核诸相关史事，可见其证据明显薄弱，向达谓此说实乃迹近“神经过敏，难以据爲典要”⑧。杨宪益在具体对比这两个辞语的语音後指出：
    “不得”二字古音亦与佛陀不同，“不得”古音当爲Pudck，而不能爲Buddha的音译。《魏略》将佛陀译成“复豆”，“谓复豆者，其人也”，“复豆”与“不得”音亦不同，可以爲证。⑨
    邓广铭则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这一角度出发，断然批驳说：“果如其说，则‘不得’即‘浮屠’或‘吠陀’，是则秦代不但佛教已传入中国，且必爲广大人民所信奉，其香火已遍各地矣，此万万不通之论也。”⑩
    刘节虽然也认爲将“不得”比拟爲“佛陀”的对音不能成立，但他却本着与藤田丰八类似的解读方式，以爲这两个字是“扑特”的同音异写，所谓“不得祠”亦即“扑特祠”，而“扑特”是一种状若“青兕”的“犁牛”，或称“犦牛”、“犎牛”，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牦牛”，还另有“怒特”、“奴特”之类的写法(11)。岑仲勉起初完全信从藤田丰八的观点，後来又改变看法，先是考虑“不得”爲婆罗门教之“吠陀”，後来又以爲“考我国上古西邻所奉宗教，吠陀、浮屠之外，尚有拜火一宗……不得祠实火教的别号”。盖火教经名Avesta，源出於安息语之apistāk或avistāk，av与u音通，又因中国上古无轻唇音，故这几个词又都可以读如puit tāk，而这与《切韵》所切“不得”之语音puet tak颇有相通之处(12)。其实，在初拟的《点校後记》文稿中，本来作爲典型事例，列举有这段文字，并说明是依从岑氏此说做出的标点(13)。
    岑氏得出上述看法，其最爲关键的论据，是他宣称“不得”在这里只能读作专有名词，假若另辟蹊径，将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那麽，以这种形式出现的“禁不得”，会绝然背戾秦汉时期的通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禁不得’是否爲上古成语，是本题重要关键之一”(14)。尽管刘节没有做具体说明，但显然也是基於同样的逻辑。然而，在看到正式出版之前的《点校後记》的样稿之後，邓广铭即针对这一点指出：“‘禁不得’如何，乃汉律令中习用语。”陈盘对相关用例还做有非常细致的归纳，清楚显示出“‘禁不得’一辞，至少两汉、三国间法令诏书习用，书史亦然”(15)。此外，周一良也就其整体观点评判说：“岑氏解说不确。”(16)其实，岑仲勉本人在文中便举述有同“禁不得祠明星”或“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模一样的用例。如《汉书·王莽传》所记“禁不得挟铜炭”，句中“挟”字本与“祠”字语法作用相当，而“铜炭”也正同“明星”或“明星出西方”的地位相对应，与岑氏所宣称“通例”直接矛盾，可见他这条关键证据不能成立，这段话也并不是非念成“禁不得祠”不可，如同汤用彤所讲的那样：“‘不得’爲虚字，非实字，乌能指爲佛陀？”(17)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本的点校者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断句方式，虽然尊重邓广铭和周一良的意见，在正式出版的《点校後记》当中，删去了有关这段文字的论述，但在正文中还是沿承了明人凌稚隆以来的断句方式。
    藤田和刘、岑两氏的释读，既然不能成立，“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段话的句读，就还要重新斟酌。邓广铭只是提出“希望此处改用别种断句法”(18)，但他和周一良都没有讲，若是不以“禁不得祠”爲句的话，这段话到底该怎样读？显示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杨宪益提出的解读方案，是把这段话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他提出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1)《史记》所说“明星”，“当爲太白星别名”。这一点，见於《史记·天官书》的记载，乃谓：“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