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汉书·地理志》记载右扶风陈仓县下有“上公明星祠”(20)。杨氏以爲：“《汉书》既言陈仓有明星祠，则‘禁不得祠明星’显然当爲句读。”
    (3)杨氏谓：“《甘氏星经》引证本文，亦言：《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而无‘出西方’三字，可以爲证。”(21)
    在这几项依据当中，第一项云明星爲太白亦即金星的别称，尚别见於战国时期魏国人石申撰着的《天文》一书(22)，後世习称《石氏星经》：
    太白者，大而能白，故曰太白，一曰殷星，一曰大正，一曰营星，一曰明星，一曰观星，一曰大衣，一曰大威，一曰太皞，一曰终星，一曰大相，一曰大嚣，一曰爽星，一曰大皓，一曰序星。(23)
    逐一比对，可以看到，《史记·天官书》和《石氏星经》记载的太白星别称，虽然略有参差，但大体上能够相互印证，而两书都列有“明星”。由此可见，杨氏所说，信而有徵，没有任何疑义。然而，其他两项证据，却都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杨氏所说《甘氏星经》，是指战国时人甘德撰着的《天文星占》一书(24)，本来无由述及秦始皇三十三年史事，更不可能引证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撰写的《史记》，岑仲勉已经谈到过这一点(25)。此《甘氏星经》原书久已散佚不传，仅依赖其他史籍徵引而偶有部分佚文留存。东汉许慎撰着《说文解字》，曾引用其中有关太白星以及所谓“明星”的记载，原文如下：
    媊。《甘氏星经》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厉，天下祭之曰明星。”(26)
    甘氏所说，仅此而已，文中并没有涉及秦汉时期祠祀明星的事情(案《甘氏星经》谓太白之妻“女媊”爲明星，与前述《石氏星经》以及《史记·天官书》所说不同，系因当时各占星之家时有异词，不足爲怪)。
    清朝学者钱坫在《新斠注地理志》一书中引述这条佚文时，紧接着“天下祭之曰明星”这句话之後，另行辑録《史记》相关记载曰：“《史记·始皇本纪》：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27)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在《地理志》中亦采録了钱坫这一笺释(28)。明此情形，足以知晓，杨宪益引述的《甘氏星经》，应当是出自钱坫此书(似乎更有可能是间接依据王氏《汉书补注》)，并因一时疏忽，误将钱氏抄写的《秦始皇本纪》内容，视作《甘氏星经》的文字。不言而喻，“禁不得祠明星”这种读法，只能反映清代中期人钱坫对《史记》的理解，而不宜藉此来判断太史公书早期传本的文字内容。
    上面列举的杨氏第二项依据，意谓陈仓其地既然建有明星祠堂，当时自然会有祭祀明星的行爲，从而应当以“禁不得祠明星”爲句，此亦大可商榷。盖《史记》记述嬴秦朝廷直接管理的各色祠祀庙宇，谓之曰：“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岩、诸逑之属，百有余庙。……各以岁时奉祠。”又曰：“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29)煌煌祀典，天子之祝，何以会有“禁不得祠明星”之说，岂非咄咄怪事？
    陈盘论述这一问题，一方面坦承“关於‘禁不得祠’读之一解释，盘个人殊无成见”，同时却又径行揣测说，秦始皇此举，或许意在禁止民间私祠(30)。汤用彤亦曾援据民国时人说法，以爲“始皇盖禁人民私祠出西方之明星”，这是因爲“据《天官书》，太白主兵事，故秦人禁民间私祀”(31)。若是信从此说，固然可以解释秦王朝既设置官祠而又下诏禁止祠祀的矛盾做法，但覆案《史记》原文，秦始皇这道禁令，何尝有一丝一毫仅限於禁止民间私祠的意味？况且在湖北荆州近年出土的关沮秦墓竹简当中，我们清楚看到有民间阴阳占筮文书记云，在此之後三年，亦即秦始皇“卅六年，置金，上公、兵死、阳主岁，岁在中”，“上公”亦即太白星在这里被明确列爲祭祀的对象；另外还有一支竹简也同时提到了司命、明星和北斗长史(32)，大致也与民间的祭祀行爲有关，反映出秦廷并没有颁布过禁止私祠的诏令。
    再说，像这样将“明星”二字属上连读之後，下面“出西方”三字缺少主语，已经不成文句，在行文上根本说不过去。南朝刘宋徐广作《史记音义》，曾引述西晋时人皇甫谧的看法，在“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句下注云：“彗星见。”(33)似乎是将“明星”释爲彗星，宋人吕祖谦之《大事记》与《大事记解题》，魏了翁撰着《古今考》以及元人马端临撰着《文献通考》，论述秦始皇时期彗星，便都以爲皇甫谧所说彗星，是指“明星出西方”之“明星”，吕祖谦甚至径行书写是年“彗星出西方”(34)，藤田丰八和岑仲勉也持有同样看法(35)。如上文所论，并不能以“禁不得祠”和“明星出西方”各自爲句，因而，这样的释读显然很不准确，只是出於皇甫谧、徐广等人的错误理解，清人牛震运已经做出批驳，指出“不必明星是彗星也”(36)，汤用彤对此也做过考辨(37)。惟清人姚范尚以爲乃是由於“‘出’上脱一‘星’字，故注引皇甫谧以证星爲彗星也”(38)，意即《史记》原本在“出”字之上本来还有一“星”字，这是姚氏将“禁不得祠明星”断作一句之後，爲弥缝“出”字无所归属的罅漏而做的臆测，并没有版本依据或是其他比较切实的文献佐证。
    遵循同样的思路和理由，杨宪益以爲“余下的‘出西方’三字前当漏去‘彗星’二字”，杨氏且申述其内在缘由曰：“古代天文学裹彗星出现主兵大起，如《史记·天官书》所言，此年斥逐匈奴，故彗星出西方。”(39)解读历史文献，像这样想当然的说法，类同“增字解经”(此处系增改“出西方”爲“星出西方”或“彗星出西方”，前面半句话则是增改“禁不得祠明星”爲“禁不得私祠明星”)，只能是在万般无奈时才不得不采用的疏通手段，如陈盘所说，似此“增字以通史，实甚危险”(40)，首先还是要尽量尊重文本固有的辞句。
    那麽，若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作爲一个整体的句子来解读，不再拆分，是不是可行呢？
    首先，杨宪益以爲：“太白是行星而不是彗星，行星绝没有出自西方的道理，况且太白星见於西方是每天晚上必然的现象，亦无特地提出的理由。”(41)这是他将“出西方”三字与“禁不得祠明星”数语拆分开来最爲重要的逻辑基础。可是，这种看法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