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谓列国争战，“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所说“天时”，就是指包括星象在内的种种“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82)，而孟子这种有爲而发的议论，恰恰显示出此等“天时”观念在各国君王和统兵将帅之间正受到普遍尊奉。《尉缭子》中记载有一个具体事例，可以更爲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虽然作者在这里是用以阐释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其首要者只是在於“人事而已”(83)，犹如孟子所说人和重於天时，但楚公子心这一违逆常规的战法，也正说明当时两军交战，乃普遍遵信彗柄所在者胜不可击。再向前追溯，则《国语》记载伶州鸠对周景王论律，其间尚谈到武王伐纣时星象因素对周人决计出兵的影响：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後逄公之所冯(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84)
    可见顺应星象以用兵作战，在中国古代具有更爲悠久的历史渊源(85)。
    候望星气既然已经成爲列国之间竞相趋从的一种普遍风气，其中最爲“争於攻取”的秦国，自然无由置身事外，尤其应当重视像太白星这样司职兵事的星官。在这次颁布禁祠西方明星诏命之後两年的秦始皇三十五年，有人谈及，当时秦廷所豢养之“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86)。衆多星占家麇集於秦廷，更不能不占测与祠祀太白星出於西方这一上佳吉兆。《史记·天官书》有相关记载云：“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87)这里虽然没有说明秦、晋两国爲占候太白，做出过怎样的祠祀，但依据上文所述当时人们的观念，显然只能祠祀现身於西方的太白星(其实，秦始皇诏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事，恰好可以反证这一点，此即清人姚范所说“当是前祠而秦皇废之也”(88))。
    “明星出西方”特别有利於秦国这一局面，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战争完成之後，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如秦始皇在峄山刻石中所自诩的那样，他成功地终结了“功(攻)战日作，流血於野”的战国时代，“壹家天下，兵不复起”(89)，这时的战争，已经转化成爲统一的秦王朝与周边各部族的冲突，而北面的胡人亦即匈奴是秦人最主要的征伐对象。如同前引《五星占》所显示的那样，与西北边境之外的“狄”人亦即匈奴等族相比，秦国的地位已经变换成了“阳国”，亦即东方之国。《史记·天官书》云“及秦并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於四海内则在东南，爲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阴”(90)，讲的也是这一新的天地系统。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祠祀作爲西方之国瑞应的西出太白，只会给自己带来破军杀将的厄运。据《史记·天官书》记载，在讲述太白与辰星(水星)并出於一处的天象时，星占家对这一观念做有明确表述云：
    (辰星)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
    基於同样原理，假若太白星“其西出失行，外国败；其东出失行，中国败”。此外，《史记·天官书》中还有类似说法云：“五星分天下之中，积於东方，中国利；积於西方，外国用兵者利。”(91)这些占验规则，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星占家眼中，西方是同以匈奴爲代表的外夷具有对应关系(92)。汉宣帝时派遣赵充国征伐西羌，因嫌老将赵充国用兵过於持重，宣帝尝致书督促，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曹魏张晏注云：“五星所聚，其下胜。羌人在西，星在东，则爲汉。”(93)所谓“五星”，自然包括太白金星，金星与其他四大行星汇聚於东方，当然是要发生在太白晨出於东方这段时期之内。这一实例可以进一步说明，对於统一的中原王朝来说，太白出自东方，才对自己有利；反之，若是出於西方，则只能有利於西北塞外的戎狄。
    事情的严重性还不止於此。秦始皇三十三年这次派蒙恬统领重兵大举北伐匈奴，除了开拓疆土以确保北边安宁之外，还有一项很特别的触发因素。这就是在这前一年，始皇帝嬴政爲享度无疆长寿，“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燕人卢生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録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对於正梦想亿万斯年的秦始皇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是因爲担心西北边塞之外的胡人灭掉他奋力建造的大秦帝国，才采取先下手爲强的办法，“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94)。也正是基於这种对胡人亡秦的深切忧虑和恐惧，他才在蒙恬进军节节取得胜利的同时，下令“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以防秦人这种习惯性祠祀活动，反而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曾经以爲卢生奏录“亡秦者胡也”图书一事的真实性至爲可疑，且无端揣测这很可能是出於对秦始皇的憎恶而妄自窜入的瞎话(95)。若是能够理解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内在涵义，并以之与卢生奏録图书事相互参证，再对比一下太初元年西伐大宛时，汉武帝令“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的做法(96)，以及征和时谋击匈奴，“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爲吉”且谓“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的情况(97)，卜德其人或许就不会萌生这样奇特的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