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野史笔记恢宏旷达、跌宕奇崛、躁急奔竞，种类之繁多、题材之广泛、叙事之详尽、笔法之恣肆、评论之任情，一时蔚为大观，历代罕见。何谓野史笔记?谢国桢先生早有明确定义：“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①这一界定大体抓住了野史笔记的核心特征：野史笔记与官修史籍相对应，撰述主体多为在野知识群体，记载内容多是历史纪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晚明野史笔记并非全为在野知识群体撰写，不少当政的士大夫也参与其中，只是他们的撰述活动属于私家修史，而非代表官方行使史权。
    以撰述主体的社会身份为标准界定野史笔记难以反映出“官史-民史”格局及其此消彼长的内在理路，也难以确定野史笔记在晚明史学生态系统中的历史坐标，因而，并不十分允当。按历史书写主体、对象、内容、风格的不同，可以粗略地将历史分为“大历史”和“小历史”两种史学形态：“大历史”多由朝廷组织、史官书写，记载对象多为帝王贵胄、卿士将相，内容多关涉军国大事、典章制度，撰述风格表现为“宏大叙事”；“小历史”则多由在野知识者书写，记载对象多为乡野鄙夫、市井百姓，内容极其庞杂，举凡山川鸟兽、乡野见闻、民风教化、灵异灾象，无所不包，撰述风格表现为“微观叙事”。“大历史”与“小历史”囊括各种形态的史学群落，这些史学群落共同构成一定的史学生态。作为民史的一种，野史笔记属于“小历史”的范畴，在晚明史学生态中处于与国史对应的地位。
    野史撰述真正成熟当于晚明。这一时期野史成书种类极多，数量极繁，私人撰述热情极高，表现形式富于前瞻性，史学思想富于创造性。晚明以降，野史命运几经沉浮。清代野史虽为数不少，却被视为被官方史学流放的史学形态。20世纪前半期，伴随新史学之风盛行，正史被斥为“废铜”②而不为人重视，野史反倒成为一些史学家著述取材的大宗③。在一批开明学者的引领下，野史研究成为一种学术风尚。④近几十年来，学界对野史有一定关注。⑤不过，许多问题依然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一些成说尚有商榷的余地。笔者曾撰文探讨过晚明野史笔记繁盛的历史合理性⑥，却未能诠解“史失则求诸野”的内在理路，因而犹觉言之不足。“史失则求诸野”究竟为何在晚明发生?这种史学现象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史学逻辑?又面临着怎样的历史命运?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一番考察。
    一 平民化趋势加剧与在野知识群体壮大
    自“唐宋变革”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步入平民化的轨道，这突出地表现为阀阅观念淡薄、等级秩序趋于瓦解、平民力量持续增强。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晚明时代，等级秩序的松动和民间力量的上升表现得尤为显著。
    在等级社会中，衣饰冠带是考察社会秩序的重要外物，扮演“区别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⑦的角色，具有识尊卑、别贵贱的身份象征意义。人们运用“执简驭繁之术”，“以劝善惩恶之心，寓于寻常日用之事”，作为“治天下之具”的衣冠承担着“辨等威而定秩序”的功能。⑧承绪蒙元、衔接清朝的明朝对衣冠隐喻格外重视。大明律对服饰规格有明确区分，目的是“望衣冠而知士庶”。明中叶以后，这种等级规制受到撼动。嘉靖时，“诡异之徒，竟为奇服以乱典章”，“衣服诡异，上下无辨”⑨，“妇人之衣如文官，其裙如武职”⑩。衣冠秩序受到挑战反映的是社会等级秩序松动和民间力量上升。明中叶以后，种种逾制行为屡禁而不止，深刻地反映出层级壁垒坍塌和社会流动加剧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强大洪流。
    明廷一系列进步举措对平民化趋势加剧、在野知识群体壮大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1.明廷对人权问题非常重视。开国君臣多起自社会底层，建基皇明后打压豪族显贵，为平民阶层崛起创造了良好条件；通过主佃关系的调整，基本废止了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将具有奴隶色彩的佃农提升至平民层级，且为平民入仕提供了种种便利；英宗朝废除人殉制度，生命的尊严得以彰显；神宗朝张居正改革进一步缓解了人身依附关系。人权受到尊重反映出人的觉醒，人的价值受到重视。
    2.明廷对民间教育的发展不遗余力。有明一代，朝廷非常重视文教事业，各府、州、县遍立学堂，广施教化。一时间，“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崖，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1)。民间教育的发展普及了知识，提升了草野俊彦的文化素养。
    3.朝廷为寒门子弟求学问道提供了种种便利：明代继承了传统的“士子免役”政策，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向寒门士子提供资助；朝廷对书籍征税额度较低，“不鬻于市”的书籍可以免征赋税(12)；“国子监及各州军郡学，皆有官书以供众读”(13)。官方的右文举措促进了民间知识群体的孕育和成长。
    4.科举制度僵化，饱学之士借科考入仕之途逼仄，客观上造成了在野知识群体的形成。约占当时全国人口0.46％的60余万生员(14)和约占全国人口3.5％的180余万童生(15)因无法步入仕途而滞留民间，连同大量游离于“科举-仕途”之外粗通笔墨的村社塾师、店铺掌柜、寺观僧道和城乡居民，构成了庞大的民间知识群体。
    来自民间的积极因素同样推动了平民化巨轮，促进了在野在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