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心学勃兴燃起了在野知识群体的道德担纲意识。心学使得民众摆脱了士大夫以“德”和“知”为依托对民众施行教化而民众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化的模式。伴随良贱秩序颠覆、四民界限模糊，愚夫愚妇赢得了与士大夫同等的地位，这就“把道德的承担者从士大夫、官僚、地主扩大到商人、农民、劳动者，亦即所谓自父老、布衣至田父、野老以及市井庶民”(16)。
    2.狂者精神在晚明的复归增强了在野知识者的群体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狂者精神是在深沉的责任感和自觉的使命感基础上表现出的勇于担纲、舍我其谁的宏远器识、孤绝格调、雄伟气魄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怀。中晚明占据狂者精神的制高点，是中华文化狂狷传统的集大成时期，各阶层、各群体、各领域几乎都被“狂”风浸染，“狂”成了全社会普遍的文化情致和生活韵致。(17)大批狂者放浪形骸、意气横厉，充满着对平等、自由、独立的向往。在狂者精神的冲击下，禁锢人心的理学受到鞭挞，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得以弘扬，人的欲望、尊严、价值得到尊重。这些文化品格对在野知识群体认同感的形成和对历史使命感的激发大有裨益。
    3.植根于民间的泰州学派掀起的儒学平民化运动为在野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做了思想和理论铺垫。与朝廷的右文理念相呼应的是，民间设坛讲学之风十分浓郁。泰州学派一扫士大夫阶层垄断教化的困局，广纳乡野鄙夫为徒，授以知识，晓以大义，开启民智，可谓“述通效劳于草莽，牖开盲聋于四海”(18)。席卷知识界的儒学平民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把儒教道德“广泛扩散到民间、使民众主体性地承担乡村秩序的精神革新运动”(19)。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开展，愚夫愚妇的平民意识得以彰显，平民诉求得以表达，在野知识群体趁势而起。
    4.出版技术改良引发的民间刻书、藏书热潮促进了在野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壮大。晚明私刻书籍之盛令叶德辉慨叹：“使有史家好事，当援货殖传之例增书林传矣。”(20)书籍大量刊刻催生了一大批藏书量极大的民间藏书家。由是，图书收藏格局发生变动。诚如时人所论：“汉、唐、宋开国之际，皆尝博求遗书，故其时内府之藏，尽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本朝则不及远矣。……乃今秘阁之藏，不及士人积书之半，天禄石渠之奥，空虚等此，亦大缺典也。”(21)书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反映社会和文化的“理性程度”和“开放程度”(22)，还是知识群落得以形成的物质承载者，不仅扮演着信息传递的角色，还是“自我和身份的象征。正如我们确定穿着风格不单单是为了实用，我们选择书也要能‘恰当地’反映我们以及我们所加盟群体的形象”(23)。在民间刻书、藏书的风潮中，在野知识群体得以便捷地汲取文化营养而迅速壮大。
    5.“超越前代”和“立言不朽”思潮盛行激发了一批在野知识者自觉从事历史书写，形成在野史家群体。明中叶后出现一股勇于肯定当代、褒扬本朝的“超越前代”思潮。(24)借此思潮，明人的时代自豪感显著增强，希冀明代史学能够“跨唐、宋而上之”(25)。“立言不朽”思潮则为困顿中的草野之士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他们不再言必称《史》《汉》，而皆望成马、班。怀揣“超越前代”理想和“立言不朽”情结，民间史家在艰苦的环境下饱满激情地致力于历史书写，形成规模庞大的在野史家群体。
    大批知识精英滞留民间，势必引起朝野文化格局的变动。原本高居庙堂的史学散落民间，社会上出现“诸生修史”(26)和“布衣修史”(27)的现象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二 官方史学式微与民间史学勃兴
    (一)“无史”、“实录不实”：官史不振
    1.“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史官失职，国史失修
    明代官史乏善可陈，日录、起居注粗陋，处于一种“无史”的状态。郎瑛表达对“无史”的看法：
    古人左史纪言、右史纪事，宫中又有起居注，善恶直书，故后世读之如亲见者也。今史官虽设而不使目录，一朝宴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复收拾于四方，名目而已，且爱恶窜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传，但纪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实乎?今日是无史矣。(28)
    按古之定制，国史编修通常采择日录、起居注等一手资料，如此方能“读之如亲见”，明代史馆制度粗陋且执行不力，史书编修往往依据事后回忆信手落墨。史官形同虚设，多随个人好恶肆意窜改，只为高官显贵立传，记载内容多局限于皇帝、大臣言论，以至于王世贞慨叹：“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