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北朝设置史馆以来，官修史书得到长足发展，许多重要史籍出自史馆。但是，史馆修史制度本身因其难以克服的弊病饱受垢议。唐以前的史书多为私人著述，自设史馆众人分纂以来，史家精神堕落已是无可挽回，“既不是私家著述也不是家学，而是奉天子之命，经多人之手，按照分纂方法编纂”的《晋书》是“治史堕落的开始”。(40)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亲身体验史馆制度之苦，列举史馆修史之“五不可”，其中提到众人分纂之弊：“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41)中国古代史馆修史之弊，讫清末犹未革除，刘知几所谓的“五不可”即隋唐以降官修之史不及私修之史之总因。(42)
    到了明代，史馆修史制度之弊更是暴露无遗。王鏊认识到成化之后史馆修史的程序繁琐且难以取信后世：
    前代修史，左史纪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何所取信乎?(43)
    官方以冗繁的行政手段操纵史馆修史，导致官史生命力大为减退。官方组织的史馆集体纂修效率低下，而史馆众人分纂之流弊很大程度上是执笔操觚者不得其人、不专其任所致。纂修国史对史家素养要求很高，然而明代史馆选拔史官往往不得其人。谈迁注意到：
    明初史馆，布衣亦尚与坛坫之末，其后非公车不敢望。又其后馆阁有专属，即公车之隽，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概进也。噫!明之于功令龂龂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载而无敢以左足应者。(44)
    明前期尚能以史学素养作为准绳选拔史官，甚至出现布衣史官；后来选拔史官更多地考虑政治需要，德才兼备的良史未必能进入史馆。入清后，有名流荐举谈迁入馆阁修史，遭到拒绝。谈迁对史馆集众人分纂不抱好感，不无气愤地说：“国初布衣预史馆时，略势分，广采集。今进贤冠载笔尚论崇卑，一措大厕其间，仰望鼻息，不过呈翰吮墨，等于门下牛马走。”(45)朝廷既不能选拔优秀人才，又不尊重人才。曾参与修撰国史的焦竑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
    史之职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语史；得其人不专其任，不可以语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无将，何以禀令?得人而不专其任，如将中制，何以成功?苏子谓史之权，与天与君并，诚重之也。……自二史虚员。起居阙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求风俗于郡县，讨沿革于台阁，著作无主，条章靡立，人自以为荀、袁，家自以为政、骏矣。(46)
    得其人、专其任是修史的先决条件，明代史馆修史做得还远远不够。朝廷屡屡开馆修史却次次以失败告终，激起了天启帝的怒火：
    史官无他官业，专以纂修为事。皇祖实录，开馆至今，已经五年，尚未告成，虚糜廪禄，各官职守何在?以后俱着入史馆编摩，不许私寓逍遥宴饮，亦不得给假乞差，以致出入无常，稽误大典。仍先按月送稿；其修成实录，一年两次进呈，务在早完。(47)
    散漫的史官修史效率极低，连平庸的天启帝都不得不严加斥责、敦促再三。然而，直到天启帝驾崩，完成“昭一代之盛”的修史夙愿依然遥遥无期。史官之失职、修史效率之低下由此可窥一斑。
    时人对史馆假众人之手分纂史书颇为不满，对此做了深刻检讨。焦兹提到众人分纂之弊：
    盖古之国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诸名山，传之百代。而欲以乌集之人，勒鸿钜之典，何以胜之?故一班固也，于《汉书》则工，于《白虎通》则拙；一欧阳修也，于《新唐书》则劣，于《五代史》则优，此其证也。今之开局成书，虽藉众手，顾茂才雅士，得与馆阁之选者，非如古之朝领史职而夕迁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为公卿，而犹兼翰林之职，此即终其身以史为官也。自非遴有志与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于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书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举其职哉?(48)
    班固、欧阳修这样的良史独立修史则成经典，参与众人分纂则拙劣无比，更何况明代史官选拔机制僵化、缺少可堪大任的良史呢?谈迁也认识到欧阳修独撰《五代史》则卓著，集众人之手撰修《新唐书》则不太理想，慨叹：“天下事成于独而散于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简予夺之间，得失相半。”(49)祝世禄认识到：“馆阁作者如林，寥寥未竣，曷故哉?古之史者有专任而无分曹，有独裁而无乱笔，故史于今者难且百倍古。”(50)明以后亦有不少有识史家持此观点，说明明人对此问题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并非情绪化使然。万斯同诟病设馆分纂：“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料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51)章学诚也以唐代官修诸史行而私门著述废为由慨叹“史学亡于唐，而史法亦莫具于唐”(52)。晚清民国的刘咸炘也认识到：“夫史文之瘠，生于史体之坏。史体之坏，则由史任之变专家为官修。”(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