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多”：官史与民史此消彼长
    “史失则求诸野”是对修史权力由庙堂向民间转移最为精当的表述。喻应益疾呼：“史失则求诸野，则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权于万世者也。三代而后，国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64)明代史学呈现出一种官史不振、民史崛兴的特征，表现在史权下移，“是非之权”散落民间：从史书的视角看，反映世风民情的野史笔记繁盛；从史家的视角看，涌现于民间的贫士寒儒纷纷执笔操简，以史职自任。
    官史废失为民史崛兴提供了机遇。沈德符认为：“本朝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多。”(65)王世贞也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乎?”(66)文震孟同样意识到：“实录间亦有未实者，于是野史竞作。”(67)顾炎武不仅认清这一点，还做了更加翔实的诠释：
    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以是野史日盛，而谬悠之谈遍于海内。(68)
    官史与民史是此消彼长、尔强我弱的。崛起于山野市井之间的民史趁官史不振而表现出勃勃生机，反过来又对官史造成强烈冲击。“野史日盛”导致“谬悠之谈遍于海内”只是顾炎武的价值评判，姑且置之不论，但官史废失、实录流布民间给民史崛兴创造了条件，当是确凿无疑的。相比之下，作为文士的祝允明对民史的评价更为公允，他说：
    盖史之初为专官，事不以朝野，申劝惩则书。以后，官乃自局，事必属朝署出章牒则书。格格著令式，劝惩必衰。又以后，野者不胜，欲救之，乃自附于稗虞，史以野名出焉。又以后，复渐弛，国初殆绝。中叶又渐作，美哉，彬彬乎可以观矣。(69)
    官史繁文缛节、劝惩不力束缚了史学发展，民间史家十分忧虑，做出不懈努力且甘愿被边缘化。民史适应了史学生态，表现出勃勃生机，此自然之理。晚清民国的刘咸炘曾论：“国史取详年月，野史取当是非”，“真治史者欲贯串一代之风，势必更旁求他书。若徒执正史，非独不足，即所有者，亦晦而不明。吾尝言读《明史》不如读《野获编》，非激论也。”(70)钱锺书也认为，民间史家“自具识见，不为朝报所惑”，民间史著“觇人情而征人心”、“光未申之义”，民间史学繁盛恰恰是“史失而求诸野之意，所谓‘路上行人口似碑’也”。(71)
    在晚明史学生态中，野史固然不能取代国史作为“大历史”的地位，却以其强劲的生命力捍卫着民间知识群体的史学话语权。晚明史学生态以国史为主、野史为次的观点或可勉强成立，来自政府档案典册的国史比来自民间传闻的野史可信得多的观点却有待商榷。至于以国史“秘之金匮玉函，以传万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天下臣民无由得见”(72)为由认为国史秘而不宣是导致野史乘虚疯长的主要原因的看法，并不符合事实，也未看清中国史学发展大势，忽视了野史崛兴的深层动因。
    晚明史学具有野史化的特点。野史并非只有“补正史之阙”(73)的作用，还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史学形态，甚至可以凌驾于颇富政治意味的正史之上。事实上，野史比正史出现的更早，生命力更强。民史繁盛、草野寒士分割在朝史官的史权，与史权由庙堂之上转移到草野之间的趋势是一致的，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早在衰周之际，就出现了史权由天子而盟主继而列国的现象，秦汉以后部分地流落民间。其实，具有卓识的明人已经隐约意识到这一史学发展趋势。王世贞说：“周衰而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于齐、晋之盟主。盟主衰而又分寄于列国，国自为史，人自为笔。至秦务师吏斥百家，而史亦随烬矣。”(74)焦竑也认识到：“古天子诸侯皆有史官，自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或曲而阿世与贪而曲笔，虚美隐恶，失其常守者有之。于是岩处奇士，偏部短记，随时有作，冀以信己志而矫史官之失者多矣。”(75)唐、宋以后，伴随着平民化趋势加剧，史学发展也开启了平民化之路。野史笔记在晚明崛兴实际上是对史学平民化的适应，因而生命力强劲。而没有顺应这一趋势势必导致是非多出：“周秦以来，史臣有专职，亦有专述，故其官与业交相劝也。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备经筵侍从，既夺名山之晷，而前后有所编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议如筑舍，非正三公而埒入座者，不得秉如椽焉。”(76)史权下移，官史让位于民史，史学的官方性格演变为民间性格，实乃史学发展内在理路使然，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