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余论
    不少晚明野史家往往把野史撰述视作为朝廷修纂国史做准备。他们希冀朝廷重视野史保存的史料，并企盼由朝廷出面组织编修国史。王稚登评价《戒庵老人漫笔》：“足以代董狐之笔……异时天子开石渠、虎观，诏诸儒撰一代正史，是编宁能舍旃?”(77)陈文烛为《弇山堂别集》作序时即称：“异日有裨于国史者最其大也，耆儒考证其次也，宾筵以资谈谑特其余耳。”(78)浓烈的国史情结直到明清易鼎仍未消退。号称“古藏室史臣”的遗民史家抱着“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79)的理念，在艰险环境下不避斧钺，保存史料，以备有朝一日修纂国史者采择。倘若明廷处理得当，官方史学大器晚成，或未易量。遗憾的是，不断恶化的形势并未给在野史家群体更大的施展抱负的空间。由于缺乏一种人人皆可俯仰于恢阔之境的自由空气，史家凛然于政治的严酷而不敢奋笔写史，“史学天才，如燕居危巢之中，鱼游沸鼎之上，从容写史，势不可能”(80)。
    清初野史一仍其惯性得以秉承晚明余烈，这当与鼎革之际民族情绪高涨息息相关。明清易鼎之后，清统治者为文饰太平而设馆修书，广纳博学硕儒入其彀中，包揽浩大的文化工程“以笼络才智之士，广其卷帙，厚其廪饩，使卒老于文字间耳”(81)，甚至暴力推行“文字狱”。这是对唐宋以来史学进步趋势的倒行逆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知识者的思维路向，也操控了人们的历史记忆，更误导了未来数百年间中国史学的走向。随着文化专制近乎恐怖的强化，史学平民化趋势遭到阻滞，史家主体意识淡化，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路径。明季野史泛滥在为自己掘墓的同时又为随后的乾嘉考据之风奠基。之后学术几乎一切皆是模拟、复古，缺乏明之前那种创造精神，后来“在西洋科学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不论是经、史学，或文、哲学，都被披上了一件科学的外衣，究其实际，仍然不能脱离清代考据学的窠臼”(82)晚明野史笔记的现实性、批判性和进步性品格突出地表现在“举刺予夺”的特征上。这一特征延续宋代以来注重褒贬的史学风气，有助于彰显史家主体意识，最终却因保守因素的桎梏而跌入低谷，反映出传统史学“巫魅”之深重，中国史学现代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83)
    注释：
    ①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②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1《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③孟森：《心史丛刊·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④梁启超、朱希祖、鲁迅、邓之诚、孟森、谢国桢等前辈学人贡献较大。其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者当推谢国桢。他早年即开始整理、研究晚明野史，相关著作除《明末清初的学风》外还有《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⑤有关晚明野史笔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胜利：《明代野史述论》，《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王树民：《从史学谈明清小说野史的价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谢贵安：《论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孟德楷、于瑞桓：《简论实学思潮对明清野史的影响》，《东岳论丛》，2012年第12期。关于野史的综论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瞿林东：《杂谈正史和野史》，《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陈力：《中国史学史上的正史与野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瞿林东：《说野史》，《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雷戈：《史失求诸野--中国古代野史观念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⑥单磊：《晚明野史笔记繁盛的历史合理性》，《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
    ⑦[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1页。
    ⑧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63页。
    ⑨[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7《舆服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40页。
    ⑩[明]郎瑛：《七修类稿》卷10《国事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1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9《选举志一》，第1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