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馆分纂不可能产生传世名作，根源在于其不符合学术创造的规律。古今中外，经典史书多为独著，集体修史鲜有值得称道者，因为史书编纂和史学研究是个性化很强的活动，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往往源于学者内心深处的独立思考，“是学者个体的心灵体验……古往今来，任何学术名作，都有着作者对历史的独到见解，有着对历史内在精神的天才猜测，而这些是集体编书无论如何无法达到的”(54)。学术事业的繁荣和进步往往以官(势)、师(道)分离为前导。“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而求诸野”，引发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勃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民间学术团体和自办学术期刊大大推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六七十年代意识形态严厉控制学术事业导致了学术思想的贫瘠。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昭示：官方话语旁落，政治为学术松绑，学术回归民间才是学术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美哉，彬彬乎可以观矣”：民史崛兴
    1.“学士大夫之辱”：明人对本朝史学的反思与批判
    明人对本朝史学的反思是至为深刻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
    首先是对“实录不实”的反思和批判。
    起初，《实录》虽严重失实，但秘藏宫禁，鲜为人知；万历中叶后，历朝实录由宫禁相继外传，“其病态遂大著于世”(55)，遂引起朝野上下同声斥责。李建泰严厉批评道：
    国家历祀几三百年迄今，成史无闻。问其所用传信者，不过曰累朝之《实录》。至《实录》所纪，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避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之不足征久矣!(56)
    史馆修史制度僵化，史官玩忽职守，根据个人好恶和政治形势率尔操觚，势必导致记载失实、评论失当。谈迁指出：
    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裁笔者，皆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逐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于此!(57)
    《实录》纂修受政治形势干扰，十分令人痛心。无论在朝士大夫，还是在野知识者，对这一弊病的看法都是清醒而一致的，说明“实录不实”已经到了朝野共愤的地步。
    其次是对史学乱象的反思和批判。
    有明一代，史学一途堪忧。斯文丧尽、追名逐利者有之，率尔操觚、粗制滥造者有之，此因彼袭、拾人牙慧者有之，厚颜无耻、抄袭剽窃者有之，可谓百弊丛生。“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俨然是“一诬妄之世界”。(58)凡此种种对明代史学造成严重创伤。首先，学风极差，“未免风光狼藉，学者徒增见解，不作切实工夫”(59)；其次，率尔操觚者甚众，优秀史家极少。黄端伯坦承：“我明作者如林，然良史之才尚阙。”(60)第三，史书数量多而质量劣。“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61)明代史学乱象横生，引起有识之士的愤恨，激起了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有些开明的史学家认识到当代史学相对于前代史学尚有许多不足，转而冷静审视当代史学的真正价值，重新定位当代史学的历史坐标。李维桢感叹明代史学不如宋代史学成就高：
    余复窃叹宋人议论多而成功少，国因不振。今议论烦嚣殆甚于宋，然宋犹能使正史编年成功。倾诏修国史，筑室道旁，三年不成。宋能以议论成其议论，而本朝议论亦付之亡是，乌有其有三长如弇州先生，徒令以文士成其名，可不为长太息哉!(62)
    宋人虽喜好议论，尚能取得不俗的史学成就。明人议论多驰骋空谈，史学成就粗鄙，徒令王世贞之辈以文士博得史家名分，令人不胜感慨。面对扰攘纷繁的史学乱象，有识者扼腕而叹。钱谦益说：“国家重熙累洽，度越汉、唐，而史事阙如，此亦学士大夫之辱也。”(63)当朝各项事务都超迈前古，唯独明代史学如此粗鄙，不足以垂范后世，真是文士大夫的莫大耻辱。
    历史召唤着新型史学形态走向历史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