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刘安集其门客编写《淮南子》一书时，风俗的内涵开始得到初步探讨。他们意识到风俗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认为风俗“所受于外”(14)，“时移则俗易”(15)，在强调各地风俗互异，相互之间没有优劣标准的同时，主张采取“神化”的方式来“齐俗”(16)。随着汉武帝对儒学的提倡，董仲舒则开始用儒家大一统思想来审视风俗文化。他认为“教化行而习俗美”(17)，主张兴建太学，大力发展教育，以道德和礼乐来教化风俗。
    不过，直到西汉中期，两汉诸子仍大多是从整体的角度看待风俗，也没有对风俗概念再做出进一步的阐释，至于有关专门探讨风俗具体内涵的篇章或书籍更是尚未出现。且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具体风俗的理解有所偏颇，大都抛开下层民众在风俗中的主体性不谈，对风俗的论述也仅限于关注风俗与国家政治文化秩序之间的重要关系，片面强调上层社会的教化功能。
    此后，随着对风俗政治教化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风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以司马迁撰写《史记·货殖列传》为发端，开始出现专门论述风俗的篇章。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划分了八个较大的风俗区域，而且对有关风俗概念的理论也有了一定的讨论，认识到风俗文化与地域以及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
    及至东汉，随着儒家思想文化独尊地位的日益强化，人们对风俗概念的理解逐渐达成初步共识。他们对风俗概念的内涵加以界定，将与水土等自然因素有关的习尚称之为“风”，而与教化等社会因素有关的行为习惯则称之为“俗”，从而赋予了风俗自然和人文的二重内涵。在此基础上，人们也逐渐开始探讨具体风俗甚至下层民众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班固是第一个明确对风俗概念内涵加以界定的学者。他在《汉书·地理志》中对成帝时张禹属员朱赣所条理的各地风俗“辑而论之”，并且对“风俗”概念做出了明确阐释。他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8)认为风是因水土等地理条件而形成的民俗性格、言语歌谣等，俗则是因统治者的好恶而形成的社会趣味、情感、欲望与行为等，且随着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风与俗组合而成的“风俗”兼有自然性与社会性两重因素。班固对风俗内涵的定义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北齐刘昼仍认为“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已成性，谓之俗焉”(19)，一脉相承地赋予了风俗自然和人文的双重含义。
    而且，班固的风俗观还有更为重要的第三层内涵。他认为，“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虖中和，然后王教成也”(20)，试图将自然环境的不同形成的“风”和社会条件发展下形成的“俗”统一于王道教化这一“中和”的理想境界中，从而成就君主的德教，形成理想化的风俗。由于这一层内涵长期以来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以至于现代学者对班固的风俗观也没有给予相应的正确评价(21)。
    东汉末年的应劭不仅写成了中国最早的风俗专著《风俗通义》，将风俗当做一学术门类进行探讨，而且还对风俗概念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他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22)应劭用列举的方式对风俗的内涵进行阐释，认为“风”是指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俗”是由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趣味、情感与行为习惯等，使得风俗概念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风俗通义》虽然冠名“风俗”二字，但书中“俗”字比比皆是，却极少使用“风”字，也反映了风俗一体化和具体化的认识观念。并且，与班固对风俗的抽象理解不同，应劭把观察风俗的视角深入到了社会下层，试图探讨下层民众具体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而又将俗区分为本俗与正俗两种，以图“辩风正俗”。
    到了汉末，曹操更是身体力行，直接从整顿具体风俗入手，禁断陋俗，“一之于法”(23)，以期美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文化秩序。
    可见，通过对风俗概念的不断探讨，两汉诸子对风俗的认识有着一个从整体到抽象最后再归于具体的过程，从而最终完成了对风俗概念内涵理解的正反合。
    2.风俗主题的永恒：广教化，美风俗
    由于风俗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两汉风俗观念一直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内涵，这在“广教化，美风俗”的风俗主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人民只能在善良的风俗中过着谐和合理的生活；而政治的根基，必植基于善良风俗之中。所以政治的基本任务及最高目的，乃在于能移风易俗”，“这是战国中期以后发展出来的政治共同理想”(24)。两汉诸子和统治者大都认为风俗的美恶能够反映出政治的兴衰，政治上的败坏应归根于风俗的沦丧。因而，他们都十分重视风俗的教化作用，主张利用风俗的软控制功能，通过“广教化，美风俗”的途径来实现对民众的政治统治，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移风易俗，天下皆宁”(25)，《汉书》中亦有贾山“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26)的言论。
    由于风俗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27)，这就存在一个为达到美化社会风俗目的而如何进行风俗融合的问题。是因袭、引导、齐整还是禁止，这对于风俗的转变影响巨大，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政治秩序的安定。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方式钳制思想，实施残暴苛刻的法治，“匡饬异俗”(28)，结果不仅未能预防、改造“恶俗”，无法真正实现文化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反而终因不得民心而致使秦朝在经历短短十四年之后即告灭亡。
    两汉时期，鉴于秦迅速覆亡的深刻教训，统治者和政治家们认识到，天下能在“马上得之”却万不可在“马上”治之(29)，对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统，还须依靠教化才能真正实现和长久保持。但鉴于民生凋敝，汉初统治者采用的实为黄老思想，主张休养生息。直至武帝时代，在淮南王刘安、史学大家司马迁等人的思想中仍渗透着不少黄老理念。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0)等融合风俗的方式。
    不过，随着汉王朝统治思想由崇黄老转向尊儒术，人们的风俗观念也逐渐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与黄老学派顺应自然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风俗融合主张不同，儒家学派则主张通过“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自上而下的教育感化方式来美化社会风俗(31)。
    美化、齐整进而同一风俗是儒家建立社会文化新秩序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随着汉王朝国力的强盛，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大一统思想逐渐抬头。与此相适应，风俗同一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如武帝时期，终军就认为：“夫(人)[天]命初定，万事草创，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于无穷。”(32)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均热心于风俗的整合，力求将风俗纳入礼的规范。汉武帝曾下诏：“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33)在此，武帝广泛求取、任用精通礼乐的贤才，就是希望通过他们来推行礼乐以教化社会民众，其移风易俗的意图十分明显。由章帝钦定的《白虎通》也说：“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文之喜怒。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泆，节其侈靡也。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34)这里，礼乐用来防备、教化民众恶风陋俗的作用被清楚地写入官方法典，移风易俗作为统治者的政治文化政策被正式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