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俗’，要将社会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变为良好的社会生活习惯；使人民生活在良好社会生活习惯之中，收‘徙恶迁善而不自知’的效果，亦即是成为道德与自由，得到谐和统一的效果。这两者是密切关联而不可分，应以此为朝廷政治的大方向。这是自贾山、贾谊、刘安及其宾客以逮董仲舒们所极力标举的政治原则”(35)。在百家逐罢而儒术渐尊的思想文化氛围中，经过贾谊、董仲舒、刘向、班固等大儒的持续发扬，由荀子所首倡的移风易俗命题作为儒家重要的文化主张，终于变成大一统文化政策的现实，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统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点。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提倡的力求通过圣王“移本易末”来使风俗齐一的“中和”风俗观逐渐变成了社会所宣扬的主流。
    由此可见，虽然班固《汉书·地理志》在原材料上与《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风俗观念却有着很明显的差别。宋超曾指出，“不论在总体思想上，抑或在具体问题上，班固与司马迁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司马迁所热情歌颂的游侠和货殖者，正是班固所着力批判的”(36)。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也曾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37)。其实，这番评论正可看做两者风俗观念存在明显差异的一种佐证。而这种差异，实际上也正反映出两汉风俗观念的发展转变过程。
    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为维护其统治所提出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论，而两汉则是这一风俗教化理论的完善期。有学者就认为，美化社会风俗是汉王朝重视教化的原因之一(38)。换句话说，统治者重视教化的目的正是为了美化社会风俗。而且，风俗教化具有政治意蕴，是一种政治概念，它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也就是说，汉王朝是为了巩固政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而提出并实施风俗教化的。在这一时期，风俗教化被提升到巩固国家政权、关乎国家命运的高度，移风易俗逐渐成为官方教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这既是汉王朝对风俗教化地位作用的高度重视，也是汉王朝为风俗教化注入的新的政治文化内涵。
    在日常各种政事措施和策略中，两汉统治者往往考虑到风俗教化的重要意义，极力引导人们避恶向善。在对民众进行教化时，两汉诸子及统治者既强调社会教育风化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行为对民众有着极强的感化作用。因为在儒家学者看来，教育和感化同样重要。如贾谊认为：“天下之命，县(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39)行教化重要的是教育太子，因为太子是储君，而君主的善恶又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治乱，教育和感化同时集中在太子身上，成为其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履行的义务。
    不过，两汉诸子主张由上而下的整合方式，结果往往将风俗的改变完全寄希望于上层统治者身上。如董仲舒说：“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40)这种观念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对改变风俗的作用，而忽视了来自民间的力量，更没有考虑到民众在风俗变迁中的主体性，故而有其不合理性，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如史载，为了改变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奢侈风尚，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布被，食不重味，为下先”，但最终却只落得一个“无益于俗，稍务于功利矣”的效果(41)。
    二 独立与顺从的交融：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的互动
    由于风俗的好坏逐渐成为一个代表国运盛衰的征兆，因此不能不引起两汉诸子和统治者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两汉诸子在不断加深对风俗概念理解的基础上，围绕风俗问题提出了各种移风易俗理论，试图化民成俗。他们或主张因循风俗，稳定社会文化秩序；或主张美化风俗，宣扬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或主张齐整风俗，实现六合同风的理想；或直接对风俗展开批判甚至整顿，以求匡正时俗，扭转社会不正之风，等等。
    汉初，由于饱受秦朝暴政和战火的摧残，社会满目疮痍，经济萧条。摆在当时统治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统治秩序。至于移风易俗，显然不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同时，汉王朝是刘邦集团“反秦”之后继而又“承秦”的产物(42)，若想避免重蹈秦亡覆辙，则既要反对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统治方式，又需在不触动秦朝各地旧俗的前提下塑造新的统治秩序。主张清静无为、因俗而治的黄老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时代需要，成为汉初的统治思想。直至文景时期，政府统治思想较之以前虽已发生些微变化，对儒学开始有所关注，但基本上仍趋向于道家、刑名之学，采用无为政治。
    不过，无为而治对风俗的改变起不到太大的作用，而“以法为教”主要也是在去除恶俗，虽对齐整风俗有所促进，但与儒家主张的有意识地、大规模地移风易俗有着根本的差别。因此，随着对美化社会风俗的期望，人们在遵奉无为政治思想的同时，开始逐步意识到只有儒家教化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化民成俗。
    在对秦朝恶风陋俗批判的基础上，陆贾首先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新理念。他认为，治国之道，务在化民，统治者只有奉行黄老无为思想，以身作则，施行教化，才能得民心，定大局，美化社会风俗。为此，陆贾总结了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着重阐释了以仁义为体、以刑罚为用的教化思想(43)。他希望统治者能够行礼乐教化，正风俗；修仁义道德，美风俗；同圣教好恶，齐风俗，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处于有序的统治之中，才能美风化俗。
    陆贾是汉初群臣中立足现实，系统阐述秦亡原因的第一人，也是汉王朝建立后，重塑治国理念，明确提出统治者应身体力行，以礼乐教化和仁义道德治国，进而美化社会风俗的第一人。虽然陆贾美化风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统治者足够的重视，但在听到陆贾的治国新理念后，原本轻儒的高祖刘邦也逐渐意识到礼乐教化、仁义道德等有关风俗的软控制方式在政治统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徙儒者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过鲁，以大(太)牢祀孔子”(44)。
    贾谊在论世议政时也非常重视风俗。在其政论文章中，贾谊不厌其烦地大谈风俗，把其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来加以重视和强调。通过对秦末汉初社会风俗的批判，贾谊得出天下治乱的关键在于风俗好坏的结论。
    在贾谊看来，要想使淫侈的社会风俗得到根本的改善，教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为此，贾谊提出“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45)的教化主张，认为统治者应将教化视为政治的根本，若不务教化，就不能真正化民成俗。教化的对象主要是广大民众，创建礼义制度，阐扬礼乐文化，以德教民，则是教化的重要内容。另外，贾谊还将教化的实行归结为统治阶层自身的修养和以身作则，“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46)。一句话，面对汉初风俗败坏的局面，贾谊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主张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基础，实行礼义教化，采取开明的“明君贤吏”政治路线，移风易俗，从而实现美化社会风俗的目的。
    作为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和贾谊的思想深刻反映了汉兴三十多年来政治形势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显示出这一阶段政治统治理论从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向维护集权一统的有为政治过渡的趋势(47)。同时，他们都以得民、安民为治国之本，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以实现美风化俗的目的，而这正是风俗观念超越当时社会统治思想的鲜明体现。从无为政治向儒家礼治的发展，明显地体现了司马谈所谓的汉初儒家“以《六艺》为法”、“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的思想倾向(48)，也为汉武帝尊崇儒学做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