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是第一位自觉认识并阐释风俗概念，进而确立传统风俗观的学者。如前所述，他认为风俗是地理环境和社会教化的共同产物，所阐释的风俗实有三层涵义。班固处于儒学正统化的正式确立阶段。受正统儒家文化的浸染，班固虽直接继承了司马迁的地域经济风俗观念和风俗变革思想，但却进一步以儒家正统观念对其加以改造、完善，扭转了司马迁一味强调经济因素的倾向。班固综合各个方面，对风俗做了较为详细的界定，不但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司马迁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使对风俗的认识得到了理论的升华，形成了相当系统的结论。
    班固风俗观中最为重要的是其王道教化移风易俗思想。经过武帝独尊儒术，宣帝石渠阁会议再到章帝的白虎观会议，儒家正宗思想完全成为官方的支配思想，并进一步法典化、神学化。班固撰写《汉书》的时候，正是儒家思想神学化的兴盛时期，班固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儒家政治理想是实行仁政，轻徭薄赋，使民以时，以教化化育百姓。班固的王道教化风俗观力求使风俗达到理想化状态正体现了这一点。班固强调风俗的等齐化一，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状态，但却常常是古人所要追求的目标。
    对鬼神的信仰两汉一直盛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支持，谶纬神学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并直接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社会上层流行谶纬神学，下层则盛行巫术迷信，而且上、下层之间的信仰也互相渗透和影响，谶纬迷信泛滥成灾。两汉有识之士正是看到了谶纬神学的这种社会危害，从而形成了一股反儒学谶纬化的思潮。王充则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在《论衡》中，王充采取批判的方式，以理智的求实精神看待各种迷信风俗和虚妄之言，对各种风俗现象和迷信观念进行分析，以求“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60)，“匡济薄俗”(61)。王充对儒学谶纬化的原因及其流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批评，认为经学的谶纬化与政治有关系，是衰乱时人为编造的。他解释说：“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遣告人言矣……谴告之言，衰乱之语也，而谓之上天为之，斯盖所以疑也。”(62)对当时社会风俗中普遍存在的鬼神迷信，王充也展开了全面批判，其《订鬼》、《论死》、《死伪》、《纪妖》等篇详细批判了人死为鬼的陋说。基于对人死无知和死不为鬼的认识，王充又对当世的厚葬陋习和淫祀之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厚葬不仅造成物质上的损失，同时也是诱人为奸的原因之一。至于其他陋俗，王充亦有涉及，如《四讳》、《讥日》、《卜筮》、《辨祟》等篇批判了佞卜、讳忌等陋俗。最后，王充总结说：“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意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63)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程度加深，经学日趋衰落，社会上出现一股猛烈抨击当时腐朽社会风气，要求整顿社会风俗的批判思潮。王符、应劭、曹操等人，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代表。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上层奢侈腐化，吏治腐败，百姓流离失所，风俗极为败坏。为此，除了反对神学迷信外，他们把更大的气力用在了反对官场和社会中的恶风陋俗上。
    通过批判骄奢淫靡之风、巫祝迷信之俗、以阀阅取仕之弊等，王符提出“移风易俗之本，乃在开其心而正其精”(64)，“凡欲变风改俗者，其行赏罚也”(65)，主张政府采用教化和法制的双重手段，力倡以民为基、富而教之，德法并用、知贤用贤的统治政策来加强对社会风俗的整顿，以期实现“变风易俗，以致太平”(66)的目标。同时，王符还高度强调了统治者在整顿风俗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认为“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67)。
    应劭试图通过著书立说来“匡正时俗”，为政之助。因此，其著述多为礼仪风俗之作。特别是《风俗通义》对风俗专门研究，其中对风俗的相关论述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应劭将观察风俗的视野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通过丰富风俗概念内涵，使风俗观念具体化的特殊方式，提出了“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68)的主张。
    应劭在阐释风俗概念中还提到风俗存在的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69)。对“本俗”的关注、对“圣人”于风俗的作用即“正俗”的重视成为应劭风俗概念的两大主旨。应劭之所以探讨风俗，其目的正在于“辩风正俗”，在“王室大坏”之际，将“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斑驳杂乱的“本俗”咸归于“正俗”(70)。
    在应劭的理解里，风俗更大程度上是指民间浅俗，“虽云浮浅，然贤愚所共咨论”(71)，是自己窥探现实社会，进而寻求解决现实危机方案以“匡正时俗”的一扇特殊窗口。应劭试图借风俗来佐治国家、教化人心，在乱世中“辩风正俗”，挽救社会危机。
    曹操则直接从对具体风俗的整顿入手，主张禁断陋俗，“一之于法”；倡导良俗，以身作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可见，在崇尚使用法律手段禁止恶风陋俗的同时，曹操也时刻不忘强调道德和教化在整顿风俗中所承担的重要作用。
    由于两汉诸子始终把风俗作为其议政论学的关注焦点，因而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研究过程；他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影响的命题，系统地论述了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72)。在这种移风易俗观念的持续影响下，两汉统治者也把对风俗的教化提升到了国家施政政策的高度上来。在平时议政中，他们注重对风俗问题的讨论；在日常行政中，他们更注意采取美化和齐整风俗的措施(73)。
    两汉统治者认识到上层社会特别是皇帝本人对风俗的重要引导作用，他们宣扬以孝治天下，通过不断发布诏令和制定相关政策来禁止陋俗和提倡美俗。如汉武帝察举孝廉，目的在于“化元元，移风易俗”，还下诏说“广教化，美风俗”是公卿大夫的职责所在(74)。两汉政府还不时遣派风俗使到各地采集民众风谣，考察其风土人情变化，作为调整或改变统治政策的依据，后来除了解下情外，逐渐也成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整肃吏治的一种重要方式。另外，两汉政府还规定州牧刺史定期奏报各地风俗，或利用“上计吏”来了解郡国政风民情。而两汉循吏则在行政实践中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教化或整顿风俗，以求化民成俗。
    可见，移风易俗作为教化政策不仅被提到了统治者的施政日程上来，并且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而移风易俗理论在影响统治者风俗政策的同时，也在统治者风俗政策的推动下不断得到扩充、深化和完善。两汉诸子移风易俗理论和统治者所实行的移风易俗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恰好体现了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一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关系。
    综上言之，两汉时期，人们往往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风俗，一般都比较偏重于探讨和处理风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两汉风俗观念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文化特性：其一，风俗概念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与始终保持永恒的主题之间的统一，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自身在社会政治变迁中变与不变的和谐；其二，两汉诸子及统治者在对待风俗问题上，随着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采取的移风易俗方式多种多样，或因循、或宣化、或齐整、或批判甚至整顿等，体现出两汉风俗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一直保持着独立与顺从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