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乏对劳动历史及西方历史中劳动问题的研究，尤其对不同时期劳动者历史的研究更为广泛。最近几十年内，研究社会和文化历史时曾反复涉及到劳动问题。无论是在对个体和社会群体从业者，如手艺人和家庭佣工或商人和学者的研究，或是对家庭和住户，公司和工作条件，性别、城市、抗议，或贫穷的历史的研究，都不乏对一个时期的或比较多个时期的劳动的历史进行简述，然而对空闲和失业的研究却相对缺乏。[1]
    然而，对劳动历史研究的结构看来有些混乱。对于欧洲历史的劳动问题我们了解或能够知道很多，但应该如何阐述呢？由于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存在着并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历史学家很难找到严格的界限。这一问题的非清晰性使之无法成为历史问题研究的一个领域。无论如何，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针对目前形势展开的关于劳动及“劳动协会”的辩论仍然无法改变人们对劳动历史的看法。[2]
    为此，我从三个角度展开论述。首先，我将以时间为顺序，主要是以著名作家为线索讲一下大约1800年以前欧洲人是如何理解、解释、构想和评价劳动的。这种术语史研究方法部分地基于康策（Wender Conze）在《历史的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n Grundbegriffen）中的文章《劳动》（Arbeit）[3]，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纳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我随意选择了阐述的分段，但这样的划分与传统吻合，并且前后相符，能够证实它的合理性。如中世纪基督教关于劳动的讨论与古希腊的讨论相辅相成，因此主体本身除倒叙外仍具有连贯性。
    其次，基于本人的研究，[4] 我将论述20世纪的工业时代对劳动的实践和解释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最后，以简述当前问题结束本文。
    对劳动理解的变化
    基督徒米勒（Meier）很早就强调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对劳动的主要理解和现在的观点截然不同。 当时对“劳动”没有专门的术语。伯里克利时期（Pericles）的希腊人认为，把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和从事脑力劳动的作家归为一类是不可思议的。劳动，从农民、工匠、商人、非熟练工人和艺人的角度来说--总的来说是经济性和依附性的劳动--是让人怀疑，甚至否定的。最初，人们视劳动为苦力和负担，且束缚于室内，由奴隶、女人，及地位低下的劳力所承担。与此相反的是城邦，即城里的公共场所，那里的事务由公民负责。这里的公民指的是家庭中的男性户主；完全不是工匠或商人，也不是农民或艺人；当然也不是没有技能的或作苦力的劳工。另外，他们有空闲并且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享受公民的权利。空闲和自由被视为姐妹。土地的拥有起了帮助的作用，但这不是必要的区别之点。[5]
    甚至在中世纪以前，基督教无疑在结束对劳动歧视的进程中做出过贡献。但首先让我们指出，在对待劳动问题时，犹太教-基督教自身的矛盾。比如，圣经一方面视劳动为灾难和苦难，另一方面把劳动看作是人类完成“滋润土地，征服土地”的神圣职责。劳动集诅咒和祝福于一身。但如果我们追随神学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的理论就会发现，圣经则更倾向于在安息日完善生命，那时上帝受到敬拜，人比在工作日劳动的时候更容易发现自我，而工作日是被视为必须接受的。[6]
    在保罗（Paul）的传教中，我们清晰的看到他对劳动，包括体力劳动的更高的赞扬。保罗写到不劳者不应食。他认为不论身份如何，每个人都必须劳动。这不仅仅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上帝”而服务于邻居，也是职责的完成。[7] 自6世纪， 基督教规便已与之相符。本笃会的修士（Benedikt of Nursia）写到，“空闲是灵魂的敌人，因此教徒应该把从事体力劳动和读圣经相结合”。其他的教规与之相似，尤其是西多会的修士（the Cistercians）。这些教规当然有利于在欧洲对劳动的重新评价， 尤其是因为基督教规同时反对奴隶制， 由此促进劳动者获得在古代（Antiquity）和世界其他地方长久失去的劳动自由。但是在宗教生活的语境中把劳动解释为有意义的这点，并不能改变仍占主导地位的对劳动--对手工劳动--的看法，即劳动是艰难的苦工和沉重的负担。这正是广大劳动者在田地里或城里劳作的经历，他们为生存而奋斗、在劳动中耗时费力的经历。教堂的神学传统里，对劳动的怀疑理论仍然存在。比如说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重申忏悔祈祷的生活（vita comtemplativa）比活跃的生活（vita activa）更重要。毕竟，中世纪的基督教堂不仅是僧侣和平民的教堂，也是或更是贵族和牧师的教堂。远离劳动，尤其是远离手工劳动，是贵族文化的一个中心标志。[8]
    即使对欧洲劳动历史进行最简短的介绍，也应该提到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城市。这些城市从12世纪开始自西向东扩展。它们的社会实体包括贸易行会和合作商业组织。与古代的城市不同，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城市公民虽也都从事一种职业，但在自己的职业中的劳动权和对所有市政事务的发言权紧密相连而且相辅相成--这与古代不同。这一联系说明了“可敬的贸易”和“光荣的商业”的正面意义，以及劳动（尤其是职业劳动）的重要意义，这是指它们对发展资产阶级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