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这里我只能一笔带过。至迟到韦伯（Max Weber）以后，城市对西方历史的重要意义已被认识。城市意味着市政自治与农村周边地区的封建主义相对，资产阶级从贵族中分离出来，自由公民的自信文化的发展与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同时进行。与古代城市的奴隶制相反，自由劳动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劳动先对资产阶级市民的理念产生了影响，然后反过来对传统的劳动观产生正面的影响。[9]
    这一传统延续到中世纪末期和现代初期。它日益以跨越单个城市的经济关系为特征：以对外贸易为中心发展商业资本主义；商人和出版商组织的家庭手工业；金融和信贷。同时，中世纪晚期的经济和人口危机导致14和15世纪的城市担心贫穷的蔓延，害怕乞讨的扩大，并与“懒惰”斗争；这与“自上而下”的劳动规范、勤劳、秩序和纪律相联系。新近的研究表明，正好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劳动开始与富裕和幸福联系在一起，懒惰则与贫穷和邪恶相联系。[10]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引起了重新认识劳动的新浪潮。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比以前更高地估价活跃的生活（vita activa）和更低地估价忏悔祈祷的生活（vita comtemplativa）。他对劳动的赞扬是与资产阶级对贵族的不信任相应，与新教的反教权主义，与对旧精英的懒惰的尖刻批评相结合的，但是也与反对下层阶级躲避劳动的斗争，和与对乞讨的谴责相结合的。16世纪在新教国家开始建立贫民教习艺所和监狱并不是巧合。在加尔文（Calvin）的教义中，宗教对劳动的肯定，特别是作为职业的劳动的肯定，比路德的教义要更为明确。加尔文对劳动的赞扬逐渐变成一种劳动的苦行，而且与一种命定的原则相联系。根据这种原则，在这个世界上的经济成功是上帝在未来会给予恩惠的证明。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论证说，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而后又使得资本主义的实施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对关于路德和加尔文的那种过于现代的诠释仍然应该持谨慎的态度。他们没有把劳动本身视为目的，而是看作是附属于宗教目的和信仰的手段。路德仍然属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对他来说，劳动仍然与“苦力”和“苦工”相连，适与圣经所述的十分相似。这样的劳动常常使人觉得，其意义更接近于毫无意义的忙乱，而不是有意义、有信仰的生命的完成。①[11]
    欧洲的17、18世纪是重大变革加速进行的时期，从那时起出现了现代世界。在这个时期，现代的、普遍的劳动概念占据了上风。这个概念涵盖了十分广泛的体力的和脑力的活动，并且大都具有正面的涵义：劳动是有意识，有目的满足欲望的活动，并且是实现人生的组成部分。这里，我只提示但不详细阐释这一概念出现的历史背景。这里包括工业化之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大，尤其在对外贸易、“原始工业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大农场方面。这里包括专制主义公国用来构建国家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重商主义之经济政策和重商主义。反对贫穷的社会纪律及社会-道德歧视也是这类政策的一部分。这就使得劳动成为国家进步和管理的目标、国家力量的源泉和公共价值，虽然劳动的组织日益以私人为基础。新新教主义应该提一下：尤其是西欧的清教及其对北美移民国家的影响；卫理公会派成为了“劳动的无情的宗教理念”；另外，在中欧，是虔信派（17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宗派--译者注）及其传教的结果。最后，应该提到启蒙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尤其在18世纪后崛起的由企业家和受教育的人们组成的新的、有生气的资产阶级。[12] 在术语史中有两种发展应该区分开来。[13]
    首先，启蒙运动的哲学与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有力地奠定了劳动概念的基础。17世纪中期，托马斯·霍布斯把劳动（operatio）和活动（actio）紧密地与权力（potentia）联系在一起。稍后，约翰·洛克视劳动为社会的基本术语。他认为，劳动，尤其是个体劳动，是财产权的基础和事物价值的基础。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著作，达兰贝尔和狄德罗出版的《百科全书》（1751-1772）中，我们找到“苦工”一词的说明是：“一个人的整日的劳动是为他的需求所迫，他的健康、生存、安宁、理性，或许还有品性都取决于这种劳动。”“劳动”、“苦力”和“苦工”的传统联系开始松散了。至迟是笛卡儿提出，技术（artes）和不断发展的科技能够减轻劳动的负担，使劳动成为乐趣。莫尔和康帕内拉的乌托邦已经设想和详述了。
    一百年后，康德（Imanuel Kant）更为激进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把空闲贬低为“空虚的时光”并把劳动提高到生命的意义：“我们越忙，越能感到我们活着，也越能感受到生命。空闲时，我们本仅感到时间流逝，甚至感到生活没有意义。”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使这个想法流行起来，并赋予它社会-历史地位：“劳动是公民的装饰、祝福，对他努力的奖励。荣誉归于国王的尊严，荣誉归于我们双手的勤劳。”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教育改革运动中，劳动具有崇高价值的信念成为了一种社会力量。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便是一例。他指出了对劳动重新评价的另一方面，即--远在马克思之前--对劳动的现实方面的批判不符合关于劳动的新的重要的概念：批判的是那种已经程式化的，高度分散的，反复出现的剥削劳动，如当时制作业中的童工，然而很快童工就完全是为了谋生。在1978，裴斯泰洛齐写道：“没有人性化的目的，劳动便不是人的尊严。”
    进入19世纪，启蒙运动将劳动、教育和人的尊严相联系，这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识中的重要动力，并体现在“劳动者教育协会”上。它被视为欧洲劳工运动的一个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