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概念不仅有哲学的论证，而且有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例子可以从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和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中找到，尤其是极有影响的亚当·斯密，他的先辈、译者及追随者。斯密把劳动描述为财富和新增价值的源泉，为科学意义上的唯一生产因素，为商品价值交换的真正衡量标准，和日益发展的经济学的主要术语。这一对劳动的科学解释排除了所有的苦役、痛苦和轻视。从这一角度看来，劳动是一种无穷尽的动力。它创造财富、奢华和资本--而且这种观念被接受时带着这样的希望和信心，即积累最终会促进整体福利的提高。即使在工业化之前，这也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对劳动的看法。工业化在18世纪晚期之前未在英格兰开始，或者说，在19世纪前未在欧洲大陆开始。
    斯密设想的社会是一个经济的社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由市场和开明的自身利益（同样由法律和习俗）联结在一起，并以生产和消费、劳动和欲望为其中心。这个现代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以其关于进步的乐观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用来批判关于政治权力、贵族权力和专制主义国家的现有形式。同时，斯密的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体系，它把经济与政治、民族和国家联系起来，并且推崇劳动为民族-国家繁荣强盛的根基。
    这些是19世纪初以前欧洲关于劳动的理解所经历的几个阶段。我走的是一条简易的路径，从主要作家的话语中摘引重构，而不是从社会环境对劳动的日常的理解来进行研究。在17或18世纪，任何一个靠自己双手劳动终生的人，无论是农夫、农民、男女仆人、工匠、家庭佣工，或在田里、货摊上、家里、走坊里、建筑工地上的手工劳动者都不易被忽视，被忘记或被当作劳动的负担和苦工，艰辛和痛楚（最起码在手工劳动时是这样）。这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这样说的。工人的经验和对劳动的理解一定和描写工人的作家截然不同。工人的观点是有很大差异的。[14] 我看的西欧和中欧的情况比东欧的多，看新教比天主教和东正教多。我也忽略了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但是我所描述的并不局限于单个国家；这是欧洲和北美（也就是西方）的整体趋势。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是十分向往的。到了工业时代，也就是19世纪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劳动和工业化
    直至工业化初期，为挣工资而进行的自由劳动仍属少数。劳动，包括为谋生而从事的劳动，仍承受着很多的束缚，如在协会中劳动，受户主控制的劳动，在公司（像同业工会）里的劳动，或在束缚于土地或地主封建属地劳动，或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工业化之前，自由工资的劳动--以合同为依据赚取薪水或工资的劳动--不能成为正规，虽然最初常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直到现在带薪劳动才成为谋生的主要形式（Erwerbsarbeit）。直到现在，劳动大众才成为市场上交换的对象，因而成为商品。[15]
    部分地，这与上个世纪所强调的独立劳动是生命意义的完成的概念相悖。这一相悖导致人们对工薪劳动的批判和抗议，认为这种劳动是受他人支配的，依附于人的和受剥削的劳动。这一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和19世纪的工人运动中体现得尤为深刻。
    工业化以及随之相伴的城市化使得劳动成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劳动更多地在制造厂和车间，工厂和矿厂，办公室和行政机关里进行。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过渡的和混合的形式，但总的趋势是把谋生的场所和住家、家庭分开。这些空间上的分离对于农民阶级、家庭雇工和手艺人、商人和学者来说是很陌生的，他们在上个世纪大都在家里做工。为谋生而从事的劳动与其他形式的劳动、与生活活动紧密联系着。由于养家活口的人及其赡养者人数的快速增加，这一现象正在改变。
    家庭和住户已经失去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具有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它们已不再是谋生的场所。这时私人家庭从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中分离出来，已成为正常现象。
    劳动，以其为了谋生的意义上说（即Erwerbsarbeit），已局部地成为相对明显的不同的系统，以其依据自身的规则运作而言；成为特别明显的不同的系统，以其依据市场规律，处在老板的控制之下，并依据标准运作而言。劳动把自身构成为一个有界限的，有经验的局部性的领域；作为劳动本身，有自己的场地和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生活活动分离开。在Erwerbsarbeit意义上的“劳动”与“非劳动”（其中包括重要的，但一般不大提到的劳动因素，也就是不为谋生的劳动，如在家里的劳动，或为家庭做的劳动）的区分已被广泛接纳。这固定作为话语的劳动和官方统计中出劳动术语的含义：这里的劳动的定义都被限定为“谋生的劳动”（Erwerbsarbeit），而在家里做的劳动（尤其是妇女做的劳动）不再被视为劳动。
    家庭和住户与谋生的劳动的分离对两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导致了两性作用的鲜明的差异。
    作为常规，前工业时代的劳动在时间上是不规则的，没有严密地组织起来。自然的日月节奏限定了速度，并且没有明显的界限。劳动很可能占用很长时间，但总是间歇性的，穿插有休息、其他活动和闲暇。劳动量很难计算。
    工业化以及谋生劳动和家庭、住户生活的区分使得劳动时间的组织更加精确。现在，劳动有自己的时间。在这一点上，谋生劳动的时间和其他活动的时间有了更加明显的界限。打钟、汽笛、准确的钟点、工厂大门的通行以及门卫的进入纪录确定了上下班的时间。工间休息时间被更严格地规定。到了19世纪中期，平均劳动时间增加了，而间歇时间减少了。劳动更容易计算--而冲突的导因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