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工业时期，大多数人谋生的渠道不止一个，而是有多种收入，从多种“工作”获得的收入；这些工作在一天中、一年中，和一生中会不断改变。19世纪的工业化意味着在某个特定公司中，也在整个社会中，劳动分工的增加。谋生需要的劳动量有了扩大。从长远看，高质量的劳动比重增加了。这就一方面增加了同时实行教育和培训体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增加了与劳动世界联系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减少人们职业生涯的不稳定性。人们一生从事的职业劳动比以前更易于计划安排。以个人理解和个人的社会背景为基础而寻找专门的职由劳动的可能性增加了。职业和职业地位成为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的最重要的基础。
    但是，仍然存在若干问题：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或许只对下述人是事实？这些人包括：在稳定的行业工作的少数工人，大公司的固定职员，公务员包括教师，以及越来越多的有专业技能的人。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尤其是技能不高的人，穿梭于城乡的普通工人和流浪者，许多流动工和季节工来说，不同的工作的混杂和经常改变难道不还是常规吗？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很多。然而调查的状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更多的知识会更容易做出判断：今天新的更大的流动性和使一生职业生涯断裂的倾向实际上是怎样的。[16]
    在工业化时代，劳动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越来越重要。17和18世纪的知识分子对劳动的想像成为了现实。这部分地是由于谋生的劳动的新经验，因为这种劳动成为了有其自事逻辑的不同的领域（参考以上的解释），部分地也是由于工业化使经济学的重要性增加了，而经济学现在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更大了。部分地这是由于文化认同和生活现实意义的竞争因素的削弱，如宗教意义的减弱，土地的腐蚀，地缘联系的松懈。除了劳动，就是民族主义的崛起仍旧是保持认同的力量。在这里，必须补充以下几点：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最大的抗议和解放运动--工人运动，就植根于谋生的劳动。它集中代表了来源于相同劳动条件的相同利益；它吸纳的成员来自依附性的劳动人民，如工薪劳动者。运动设想它的成员有相似的劳动经历并会导致相同的重我感悟和文化。理想化了的劳动--不幸！--构造了工人运动的需求、文化和自我描述，包括它的图像。[17]
    19世纪中期劳动成为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话语的中心话题。“如果特权过去曾经是神圣的，那么如今劳动是神圣的；自由劳动、勤劳和活动……是如今最神圣的。”这是1848年在法兰克福的国家议会上一位自由民主派代表提出的。[18]
    对于19世纪晚期的妇女运动来说，新的工作机会是要求解放、平等权利和政治影响的基础。反过来，新的政治影响也能帮助妇女获得新的工作机会。[19]
    自1880年代起，谋生的劳动成了社会福利国家出现的基础。工人（并非穷人）成了俾斯麦的国家健康、事故、老龄保险的对象。这一制度的资金来源于工人和雇主的捐款，而不是靠税收或节俭。至少在德国，谋生劳动与社会安全是紧密相连的。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其后果：大大增多的劳动成本使劳动价格高昂并增加失业。重新改组早就该实现了。[20]
    劳动和国家形成的关系变得疏远而间接。到1848-1849年间，出现了“国民劳动”（national work）这个词。之后不久，里尔（Wilhelm Hcinrich Riehl）写了一本关于这一题目的书。自1850年代起，世界博览会展出了由国家区分的，并且反映国家的愿望的劳动和劳动产品。1875年，布拉格的一位教授写道，劳动“在一个人身上打上实质性的烙印，它形成国家。国籍和国民劳动是同等的术语。”[21]
    最后，政府在斗国家内对劳动的调节日渐增多。多少世纪以来，官方的法律规定调节着劳动，在商业中补充行会法典和在农村中补充土地和庄园产权的法典。自从19世纪初的改革到1860年代，国家在经济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的标志下，极大地放松了对劳动的调节。但从19世纪晚期起，国家的调节重又加强。社会法和劳动法双管齐下，部分地是对罢工和社会冲突做出的反应。个体劳动合同越来越多地遭到压制、限制，或者被在工会与雇主协会之间的集体商讨协定（同样被法规）所补充。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私人的供求通过市场决定劳动的条件和价值；但是劳动也成了部分地由集体协商过程和政治准则决定的集体产品。[22]
    目前的看法
    基本未变的劳动体系在20世纪早期日渐明朗。这里无需对目前的情况做冗长的论述。我只简述三点。今天有哪些新东西？
    被称为“全球化”的不少方面其实并不如看来的那样新鲜。但是，当今“涡轮资本主义”的跨国经济联系（尤其是资本流通和交流革命）引发了一种新质，它加强了跨国的劳力竞争，并且尽量减少限制民族国家调节劳动的能力。国家对劳动的调节，19世纪以来经济体系的一个支撑，已现出使用过度的状况。我们必须在免除调节（包括由此带的不良后果）和在跨国层面的新的调节形式之间做出选择吗？更加成问题的是，我们是否真能进行选择，因为我们并没有跨国家的有能力和合法性的调节劳动机构。欧盟是个开端，但还不够。[23]
    如今大批的失业现象是不是新的历史危机，并且需要新的治疗方法？造成失业的技术革新的激进性支持这种观点，还有下述无法否认的观察：过去看似适合于在住户和家庭工作的人群现今在寻找带薪工作；为谋生劳动的妇女的比例增加很多并且在继续增加。其背后是两性关系的深远变化。其背后还有那个依旧巨大的吸引力：几个世纪以来谋生的劳动的发展，和它对我们文化所造成的影响。
    仍然有许多假设认为如今的失业现象不会持续太长。在一些国家里，如美国、英国和荷兰，这一现象已有明显改善。其他国家，如日本，从来就不严重。在德国和法国，要做的工作并不匮乏，还出现了新的愿望和需求，因而潜在的劳动并不少。需要做的是把潜在的劳动转变为工作；为此，需要机构和意识上的改革。这会很难，但并非不可能。[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