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早期英国商人对配偶的选择大部分限于商人阶层内部，此外，商人与贵族、乡绅通婚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尽管在不同时期商人阶层的婚姻状况也不尽相同，但格拉斯比教授对1580-1740年的160年间所存商人配偶资料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婚姻取向比较清晰。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共同体意识虽在减弱，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这在商人的婚姻中表现得很明显，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简单结合。商人的婚姻中感情因素不占主导地位，婚姻动机更看重金钱而不是美德，美貌和情感屈从于等级、宗教和财富之下。对商人而言，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手段，一件可以用来精打细算的交易。因此毫不奇怪，近代早期英国存在一个婚姻市场（Marriage Market）。商人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商业婚姻。
    1580-1740年商人配偶的出身（初婚）（％）
    1580-1660 1660-1740500镑以下500-5,000镑5,000-50,000镑50,000镑以上
    商人58.564.0 61.668.668.975
    乡绅31.329.1 34.326.825.116.2
    专业人员4.8 6.02.7 2.6 5.15.9
    资料来源：Grassby, Richard, Kinship and Capitalism[M].Cambridge, 2001, p50.
    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婚姻首先要服从于家族利益。离开家族，个人很难取得成功。一个家族的威望和显赫取决于这个家族在等级社会中的地位。个人在专门职业、政府公职中出类拔萃，经商获得财富，都能改变整个家族的地位和命运。
    很多城市如伦敦的行会条令曾规定不允许其成员与外界通婚。因此，同一行业、同一公会商人之间相互通婚的情况相当普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不同行业之间商人联姻的情况逐渐增多。伊丽莎白时期伦敦城权贵（大部分是商人）大都在伦敦城内结婚。1600-1629年移民到伦敦的60名参议员中有39人娶了伦敦市民的女儿，8％的人娶了师傅的女儿或孀妻。1694-1720年三分之二的伦敦参议员娶了伦敦市民的女儿，27人的女儿嫁给了绅士，与此同时，21人的女儿嫁给了伦敦市民。18世纪早期，40％的伦敦权贵与商人的女儿结婚。[9]（P307-308）在伊丽莎白下院商人议员中，有186名商人初婚与商人家族联姻，有49人次再婚与商人家族联姻。7人次三婚与商人家族联姻。1660-1690年议会下院的活跃商人中，47％初婚娶的是商人之女，26％娶的是乡绅之女，1％娶贵族之女。英格兰银行（1694-1720年）的84名董事中，31％娶乡绅之女，38％娶商人之女。[10]（P50）
    大多数商人从师傅、同一公会成员或商人伙伴的家族中挑选妻子。由于师傅关系、同事关系、商业合伙关系而发展成为姻亲关系的情况极为普遍。利凡特贸易提供了这种姻亲网络的极好例证。埃德温·布朗是利凡特公司协理（assistant）， 他有一个妹妹嫁给了约翰·巴克沃恩爵士，一个女儿嫁给了威廉·罗斯恩爵士。约翰·巴克沃恩爵士再婚有一个儿子成为阿勒颇商人、协理。他的女儿玛丽先是嫁给阿勒颇代理商威廉·赫西爵士，后来又嫁给约翰·伊文思，一个富有的利凡特商人和协理。[10]（P306-307） 有些商人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紧密连接起来，如在巴巴多斯贸易中，商人和船主间的商业婚姻很常见。[10]（P307） 这种情况在其他的美洲贸易中也相当普遍。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15-17世纪的贵族婚姻逐步逾越了等级界限，变得比较开放，贵族阶层内婚率逐渐下降。一些贵族首先是那些破落贵族，面临债务困扰，被迫放下架子，在富商、暴发户中挑选配偶。还有不少贵族次子、幼子和少量没有可观嫁妆的女儿也无法攀高求贵，被迫下娶下嫁。1485-1569年，起码一半的贵族或贵族继承人是与门当户对的贵族家庭通婚的。1570-1599年这一比例下降为三分之一。[11]（P189） 17世纪以来，贵族与商人联姻数目增加，1548-1617年的70年间，仅有6家贵族与商人通婚。1618-30年仅13年，却有9家上院贵族与商人联姻。从1631到1660年由于政局不稳和受革命冲击，贵族与富商联姻者降为3家，但仍高于16世纪。特别是伦敦的富商富甲王侯，更是深得权贵青睐，愿意与他们结亲的贵族逐渐增多。[11]（P189） 例如，贝德福公爵罗素家族的产业在1695年大有扩充，原因是年轻的塔维斯托克侯爵在这一年娶了一位富商的女儿为妻。 [12] （P178） 伦敦商业巨头威廉·科凯恩爵士的四个女儿都嫁给了贵族，他的孀妻后来也嫁给了贵族。[10]（P174） 保尔·芒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贵族，自革命以来即被发财欲所迷住，他们怀着嫉妒的心情看着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在他们下面壮大起来。他们以一种奇特的、由骄傲与贪得二者结合着的心情来恨那些‘有钱人’，并力图通过婚姻去同他们结成姻亲借以利用他们的财富”。[1]（P125）
    乡绅与商人的联姻仅次于商界内部的通婚。尽管法庭不大赞成乡绅与商人通婚，城市商人和乡绅对此却置若罔闻。英国内战之后，随着土地市场的关闭，商人通过购买地产跻身乡绅越来越困难，因此婚姻成为商人家族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乡绅的次子、幼子无法继承乡绅的头衔，如果娶商人之女可以得到丰厚嫁妆也可以在未来跻身乡绅之列。商人之子通过娶乡绅之女从而得以进入乡绅阶层，甚至能向更高层攀升。王政复辟时期，有60％的伦敦参议员的女儿嫁给绅士。1694-1714年这一比例降为三分之一，只有巨富才能渗透到贵族阶层。伦敦城商人之子与追求财富的乡绅之女结婚很普遍，切斯特、埃克塞特、格罗斯特、诺里季、贝尔法斯特也这样。[10]（P367）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乡绅甚至贵族的出身与商人有关。不少商人买田置地，甚至退出商界，过着乡绅的生活。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贵族人数成倍增加，这些新贵族不久前还多是乡绅或富商。由于贵族和乡绅人数骤增，贵族、乡绅与商人联姻比例也相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