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整个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东方问题”的起落跌宕组成了欧洲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法德的君主，还是俄奥的皇帝，在他们东进或南下的路上，总会发现怒吼的约翰牛。
    克里米亚战争（一八五四一一八五六年）是“东方问题”的一次高潮，也是英国从拿破仑战争到一次大战前参加的唯一的一次欧洲战争。对土耳其的遗产作出有利于英国的安排，是英国历届政府努力的目标。在十九世纪中期，最能体现英国近东政策的代表人物是帕麦斯顿。从一八三○到一八六五年，他历任内阁的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和首相。这三十多年里，帕麦斯顿几乎不间断地支配着英国的对外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帕麦斯顿上台，总得在“东方问题”的阴霾下，为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拼杀。正是一阵阵具体，连贯和重大的“东方危机”最能体现帕麦斯顿的外交特点和本质，正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炮声把垂暮之年的帕麦斯顿送上了权力的巅峰。
    尽管英国史学家B·D·古奇断言，研究克里米亚战争的起源问题，是历史编纂学上最棘手的工作。①但是克里米亚战争仍然是史学界长期耕耘的一块沃土。人们排出一张张战争责任表，主要涉及的人物是：拿破仑三世、尼古拉一世、阿伯丁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后称斯特拉特福德·戴·雷德克里夫子爵），甚至也包括土耳其苏丹。如果我们综合考察克里米亚战争的全过程，也搞一张座次表的话，帕麦斯顿非但不可能落选，而且头把交椅非他莫属。
    一八三二年，帕麦斯顿初任格雷内阁外交大臣，就碰上了第一次埃土战争。英国时值内外交困，实无余力左右近东局势。帕麦斯顿孤掌难鸣。土耳其只得饮鸩止渴，引俄抗埃。一八三三年七月八日，象征着俄国在近东绝对优势的温加尔--斯克利斯条约问世。几年后帕麦斯顿论及此事，痛心疾首，坚信只有采取强硬的态度才能使沙皇“控制其傲慢，节制其蛮横”。②他决心设法废除该约。
    当时英国在近东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把列强的势力推离印度和经红海赴印度的交通线。英国的主要担心：一是俄国在阿富汗、波斯和近东地区的推进；二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得手后，又跃向东地中海与新崛起的埃及连成一气；三是，鉴于俄国和法国推进的连结点正是土耳其本身，所以说也存在着俄法以牺牲英国的利益在该地区结盟的可能性，帕麦斯顿针对这些情况，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在土耳其实行积极政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扶持土耳其，并加以控制，把它作为英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最佳守护者。
    （二）预防可能性颇大的俄法同盟。利用俄法矛盾，拉一个打一个。令人吃惊的是，帕麦斯顿拉拢的对象竟是他自己天天诅咒的沙皇。
    俄国也认为肢解土耳其的时机不成熟，用埃及代替土耳其对自己并不有利。俄国也急于拆散在比利时问题上形成的英法协约。英俄这两个近东地区的死对头，在维持土耳其的现状上竟找到了形式上的一致。不过俄国付出的代价是温加尔--斯克利斯条约六年期满后不再续订。第二次埃土战争中，英俄协约一致，打败了埃及。一八四一年，伦敦海峡公约出笼。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因为有所谓“英俄协约”的存在，近东地区局势相对平稳。在英国保护下的土耳其的独立、完整和“振兴改革”成为帕麦斯顿近东政策的基石。帕麦斯顿美其名曰：“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是维护大多数地区的安定、自由和均势所必需的。”③
    由于帕麦斯顿到处侵略扩张的“杰出成就”，再加上他本人官场数十载，谙熟政局，善于迎合公众，驾驭舆论，使他成为英国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是组阁必须拉拢的重要对象。一八五一年年底，帕麦斯顿因擅自承认第二帝国，被王室逐出内阁。一八五二年年底，他又加入阿伯丁内阁，因为王室不同意他担任外交大臣，只得屈居内务大臣之职。“圣地之争”引起了又一次东方危机，使他以内务大臣的奇特地位越俎代庖，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史学界公认“圣地之争”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圣地之争”原属于教派纠纷的区区小事，由于幕后牵线人的政治意图，竟然愈发不可收拾。沙皇尼古拉一世抓住圣地问题不放，率先拉开了肢解土耳其的帷幕。
    一八四八年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视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仆从；认为法国尚未从内战中康复；经过一八三九--一八四一年英俄反法协约和一八四四年自己访英就土耳其问题已经达成了谅解，而现在的英国首相阿伯丁正是当年的外交大臣。一八五三年一至二月，沙皇先后四次在不同的场合向英国驻俄大使西摩尔和盘托出了瓜分土耳其的方案。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婉言拒绝了俄国的建议。沙皇对此不以为然，派遣特使缅希科夫赴君士坦丁堡，企图以高压手段迫使土耳其就范。
    以阿伯丁为首的皮尔派，占据着联合内阁的大多数重要职位，在对外政策上仍然弹着反法的老调子。“东方危机”的重新爆发，使他们的忧虑来自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