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八五五年五月，维也纳协定已成为泡影，英法和撒丁全力以赴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到九月八日，联军攻克塞瓦斯托波尔，结束了长达349天的围攻战。
    当时的观察家注意到，伦敦和巴黎是以不同的心情对待这次胜利的。帕麦斯顿认为对英国威胁最大的是和平。他要求坎特伯雷大主教用某个礼拜日作感恩祈祷，拒绝象滑铁卢战役一样用整整一周时间作感恩祈祷。使英国国民最感沮丧的是，攻克塞瓦斯托波尔的桂冠落到了法国军队，而不是英国军队头上。帕麦斯顿要求法国添兵增将，并拉瑞典和奥地利，准备大规模进攻俄国腹地。
    在巴黎，无论政界、军界、还是财界都认为和平时机已到，拿破仑三世不想再打下去了。首先，长期笼罩在法国头上的阴霾--维也纳体系和神圣同盟--已经烟消云散。俄国的山穷水尽，使法国重新确立了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其次，恢复法国在意大利的昔日地位，已纳入第二帝国的议事日程。俄奥已反目为仇，法国如能见好就收，给俄国以体面的和平，是能换取法国所需的善意中立的；第三，劳师远征，前途难卜，何况是为英国火中取栗呢？
    奥地利与法国以“四项条款”为基础搞了一个通牒式的照会。英国代表西摩尔加上了一个第五款：为全欧利益计，交战国可提出其他条件。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十二月十六日奥地利将通牒送往圣彼得堡时，法国外长瓦列夫斯基对英国大使明言：英国必须完全接受奥地利通牒，否则法国将单方面撤军。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帕麦斯顿只得打起精神，决心以通牒第五款为突破口，“将使俄国同意奥地利政府仍然没有让它知道的那些保留着的条件。”（28）
    巴黎和会于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召开。果然不出帕麦斯顿所料，俄国确实把赌注押在了拿破仑三世身上。俄国代表奥尔洛夫和布隆诺夫欣慰地向国内汇报：法皇向他们保证，法国不会把难堪的条件强加于俄国的。（29）
    英国对二月十一日维也纳预备会议提出的和平条款作了精心的研究，在每一个条款上都作了补充和加强。帕麦斯顿深感任务艰巨，派克拉林敦为首席代表。赠言是“懦夫赢不得淑女。”（30）帕麦斯顿虽然没有亲自去巴黎，但是他“有力地控制着他的代表们。”（31）
    二月十六日，克拉林敦一到巴黎，就深深感到法国亲俄情绪高涨和英法国盟的脆弱。在拒绝普鲁士参加和会问题上，英国只得到法国十分勉强的支持，不过普鲁士有权参加修改海峡公约的会议。帕麦斯顿如坐针毡，急令克拉林敦抛出契尔加西亚问题。克拉林敦电告帕麦斯顿，拿破仑三世不但拒绝契尔加西亚问题，而且可能在黑海问题和比萨拉比亚问题上向俄国作进一步的让步。
    接二连三的碰壁使帕麦斯顿醒悟了，他忍痛割爱，放弃了肢解俄国的方案，拉起自己一向蔑视的奥地利为盟友，全力维护他并不满足的奥地利通牒。英奥明处为一方，法俄暗里唱双簧，在唇枪舌剑中形成了巴黎和约。
    巴黎和会首当其冲的是卡尔斯问题。英国不允许俄国用卡尔斯讨价还价，并作为谈判继续进行的先决条件，法国劝说俄国放弃卡尔斯，组成审定俄土亚洲边界混合委员会。不过，英国放弃了建立契尔加西亚缓冲国的建议。
    其次是黑海中立化问题。按照帕麦斯顿二月二十二日的训令，克拉林敦要求将中立化扩大到阿速夫海、南布格河、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俄国在法国的支持下使英国的要求落空，奥尔洛夫只作出特别保证，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的船厂不建造任何与黑海中立化原则不符的船只。黑海中立化，其水域对各国开放。由苏丹宣布禁止外国战舰进入黑海海峡是土耳其的古老原则，同时规定：“只要土耳其还处于和平之中，苏丹陛下将不允许任何外国舰只进入上述海峡”。（32）
    第三是比萨拉比亚和多瑙河两公国问题。在英奥的坚持下，俄国让出了它于一八二八年占领的河口地区。在多瑙河两公国问题上主要对手是英法。法国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法国家，这得到俄国的全力支持。俄国考虑到自己无油水可捞，不如离间英法为上策。英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竭力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只能以妥协的方式加以规定：多瑙河两公国在土耳其宗主权和欧洲列强的集体保护下享有特权；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它们的问题；选出各自的议会以测民意。
    第四是土耳其的独立和完整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大，但实现了帕麦斯顿二十多年里的追求：俄国放弃了对苏丹治下的基督教臣民和对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的保护权。土耳其纳入欧洲协调。为了证明土耳其有愿望和能力进行改革，帕麦斯顿命令英大使敦促苏丹在巴黎和会前颁布改革诏令，并纳入和约体系。
    三月三十日下午，帕麦斯顿“满面春风”地向内阁宣布和平已经到来。掌玺大臣阿盖尔公爵一眼看出帕麦斯顿是“强作欢颜”。（33）四月十五日英法奥签订保证条约。事后，拿破仑三世向奥尔洛夫表示了歉意。
    英国国内对巴黎和约有种种责难，帕麦斯顿不得不冒着下台的危险前往议会解释。他指出，塞瓦斯托波尔攻克后，英国曾想以格鲁吉亚为下一个目标，只是盟国不支持而作罢。不过，战争的目标基本达到了，而且“三国保护条约绝非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34）
    众院以303∶170票给予帕麦斯顿以信任，女王也授予他嘉德勋章予以表彰。
    我们不能单从巴黎和约的文字上去估价各方的得失，也不能以此来评价帕麦斯顿的作用。克里米亚战争是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变化的必然结果，是欧洲列强争夺的必然结果。巴黎和约不可能囊括克里米亚战争和帕麦斯顿的整个影响。这种影响只能充分体现在以后的欧洲历史上。
    英国的外交政策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起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而帕麦斯顿对“东方问题”的方针则成为左右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指南。帕麦斯顿抓住沙皇企图破坏近东均势的时机，直接或间接地鼓起了法国和土耳其的反俄信心，使“东方危机”日趋恶化。他利用英国的普遍反俄情绪，迫使阿伯丁政府改弦更张，与法国求同存异建立了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反俄南下的西方军事同盟。
    随着战争的发展，帕麦斯顿无视均势结构的变化，敌友的改观，不顾英国的法宝--均势原则，想借法国之手一劳永逸地解决俄国问题，这不能不遭到自己盟友的反对。
    塞瓦斯托波尔攻克后，英法对俄作战目标的差异更趋明朗化。它们各自的利益使它们分道扬镳，反俄同盟的虎头蛇尾使帕麦斯顿的计划成为泡影。他认识到自己的失策后，不得不调整对策，联合奥地利，防止了法国更多地向俄国让步。无论对克里米亚战争怎样评价，有一点必须承认：克里米亚战争加强了英国在近东的地位，沉重打击了俄国。帕麦斯顿的政策是以后英国政府在近东地区奉行更富有扩张性政策的前奏，同时帕麦斯顿的失误也为其后继者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