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国的一意孤行，势必会造成俄英之间的矛盾，而使法国在大陆上趁机妄为。
    （二）“俄国与土耳其的每次战争都造成了俄国的扩张和奥斯曼衰落”，④这种局面危及英国的利益。如果英国联合法国对俄战争，接踵而至的将会是在反俄的旗号下的欧洲普遍革命。
    英国政府的主要方针是在不影响英国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平息目前的冲突。阿伯丁把希望寄托于沙皇的明智和善意、土耳其的忍让以及英国对法国的遏制之上。
    挑起“圣地之争”后，拿破仑三世从三月初就从土伦派舰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由于英国的和解姿态，法国采取了懦弱的措施，让舰队抛锚于土伦与达达尼尔海峡之间的中点--萨拉米斯，即便如此，还是被阿伯丁称之为“鲁莽的一步”。⑤
    耐人寻味的是，为阿伯丁给沙皇送橄榄枝的却是以反俄著称的斯·坎宁。他使缅希科夫辱命而回。沙皇一意孤行，利用英法的畏战心理，特别是阿伯丁政府的姑息与妥协，欲把既成事实强加于英法。七月三日俄军跨过普鲁特河，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作为“物质保证”。
    “东方危机”急转直下，俄土战争一触即发。英国国内争吵鼎沸，主和派和主战派壁垒森严。各个政党、派别和阶层都卷入“东方危机”的大论战之中。
    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学派的科布登和布莱特等人。他们主要代表与俄国有大宗贸易的厂主和商人。对俄战争不仅危及他们的对俄贸易，而且增加军费开支。他们认为：以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比用炮舰容易得多。他们反对把英国的利益与土耳其的“独立”混为一谈。
    当时英国阵营最庞大的是主战派。该派成份十分繁杂，动机不一。
    （一）有同东方贸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厂主、商人和银行家。他们是不能容忍任何国家破坏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的英帝国的政治声望的。他们已到手的猎物更不能容忍别人觊觎，尤其是日益成为“英国工业和财政的全部结构中重要支柱”的印度⑥和赴印度的捷径。
    （二）有激进派和自由派，他们同情波兰革命，支持匈牙利流亡分子。他们以打击欧洲最大的专制君主为快事。
    （三）有崭露头角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他们希望通过对欧洲最大的反革命封建堡垒的战争，重燃革命烽火。
    虽然主战派各阶层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在主张对俄采取强硬政策，甚至驱使西方国家对俄作战上是一致的。因而形成了强大的主战潮流，帕麦斯顿迎合这种潮流，并且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事实上成为主战派的魁首。
    近东地区和大片奥斯曼帝国的亚非属地，长期以来为欧洲列强所争夺。到一八五三年，近东地区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趋势是英国和俄国日益成为该地区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对于英国来说，“如果不在多瑙河挡住俄国人，我们将不得不在印度河去阻挡他们。”⑦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中亚和黑海沿岸贸易的迅速发展。从一八三八年英土商约签订起至一八五六年，英国仅在君士坦丁堡进港的船舶吨位就增加了十多倍⑧。土耳其黑海东岸和南岸已成为英国渗透亚洲腹地的前哨阵地。此外，近东地区的谷物对英国市场来说是举足轻重的。据塔尔列引用的数据：一八五二年英国从俄国进口粮食95万俄石，与此同时从土耳其（包括埃及、苏丹和多瑙河两公国）进口180多万俄石。⑨马克思指出：“英国是不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领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的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⑩
    “圣地之争”一开始，帕麦斯顿就敏锐地感到，现在不是能否维持近东均势的问题，而是面临着俄国霸权的问题。他也担心对俄战争会引起欧洲普遍革命，但为了英国的利益情愿铤而走险，即联合法国：摧毁俄国霸权。
    帕麦斯顿联合罗素等人在内阁与以阿伯丁为首的皮尔派明争暗斗；在议院与科希登等人唇枪舌剑；到处演说和撰文，在英伦三岛掀起阵阵战争狂潮。帕麦斯顿坚信：“俄国政府的政策和实践总是把向前扩张的速度和深度按其他国家无所用心和意志不坚定所容许的强度而定。”（11）从一八五三年五月到七月，帕麦斯顿多次要求英国舰队开入海峡，迫使俄国撤出两公国。但是阿伯丁和英国王室惟恐引起英俄直接对抗，对帕麦斯顿的要求置之不理，同时要求奥地利居间调停。法国也只有小心翼翼地参加英法奥普的维也纳会议，以谋求一项和平解决。
    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大国发出所谓“维也纳照会”，要求土耳其政府重申“对开纳吉和阿得里亚堡条约有关保护基督教条款的文字和精神信守不渝。”（12）对照会有自己解释的沙皇一口允准。而土耳其在斯·坎宁指点下作了关键点修改：“对经阿得里亚堡条约所确认的开纳吉条约有关由土耳其政府保护基督教的条款”苏丹信守不渝。（13）并且提出俄国必须撤出两公国。沙皇勃然大怒，拒不同意土耳其的修改，因为这样的修改否认了他作为苏丹治下基督教民保护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