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鼐在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中，从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 甘肃仰韶文化（今称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片，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了甘肃仰韶文化的年 代要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瑞典人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的错误论断。夏鼐 的发掘成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彻底推翻了安特生的分期说和中国文明西来 说，“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 束了。”（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8）：678～685.）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它既是考古学者对发掘资 料进行分析研究的总结，又是考古学者们对考古资料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夏 鼐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三个条件（注：参见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考古，1959，（4）：169～172.），并将这些命名原则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马家窑 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等被国内外公认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就是 夏鼐提出并得到公认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确定，事实上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 古学走向成熟。
    1946年，美国科学家利比（W·F·Libby）公布了自己用碳十四测年法来测定古代遗物的 年代的研究成果。利比由于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60年诺贝尔奖。这项研究成果对于考 古学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以往考古学者发掘出古代的遗迹遗物后，如果没有 纪年材料，只能确定它们在时代上的相对早晚关系，而对于它们的绝对年代却无从知晓 。当国内许多人还不知道碳十四为何物的时候，1955年夏鼐已撰文介绍这一原子能研究 最新成果。他从中科院物理所要来已被打成右派的仇士华、蔡莲珍这一对年青夫妇，开 始着手建立我国第一所碳十四实验室。仇士华、蔡莲珍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 建成了我国第一所碳十四实验室。1966年3月，他们用碳十四法测定了第一批考古样品 的年代数据。
    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运用碳十四年代数据 ，全面系统地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诸文化的编年体系和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 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国史前考古年代学的基础。该文一经发表，立刻在国内外学术界引 起巨大反响，引用率之高是罕见的。夏鼐关于史前文化的编年学研究，是中国新石器时 代考古学的重大收获之一。
    （二）科技史
    夏鼐在科技史方面的学术贡献，杨泓先生已有专文论述（注：杨泓。夏鼐先生对中国科 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 版社，1987：15～30.）。藁城商代铁刃铜钺的鉴定以及西晋周处墓“铝片”的鉴定（注 ：关于藁城铁刃铜钺和西晋周处墓铝片的鉴定，许多学者曾作过介绍。可参见杨泓。夏 鼐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 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15～30.），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专著《考古学和科技 史》、《汉代的玉器和丝绸》以及论文《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从宣化辽墓 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 我国古代的蚕、桑、丝、绸的历史》、《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 伯数码幻方》等论文都是有名的力作。他在1984年发表的《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 一文里，综述了我国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他将这些发现归纳为：（一）天文和历法 ；（二）数学和度量衡；（三）地学；（四）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五）纺织、陶瓷和冶金； （六）医学和药物学；（七）农业科学。在这七个方面，夏鼐都有涉猎，并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果。
    （三）中西交通史
    夏鼐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就，刘庆柱先生已有专文论述（注：刘庆柱。夏鼐先 生在中西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 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31～39.）。夏鼐总结了汉代丝绸（绮、锦、刺绣）的 特点，并对汉代织机作了复原研究。夏鼐认为，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丝绸吸收了“波斯 锦”等西亚纺织品的技术，但西亚各国传统的纺织技术最初却是仿造中国的平纹组织， 以后才发展为斜纹组织。总之，中国“在纺织技术上有许多创造发明，在织物图案上也 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这些成就经过‘丝路’传到西方，促进了西方在纺织技术上的 发展，后来我们还吸收了西方发展技术上的优点，也采用了一些美术图案，这使我国的 丝织物更臻完美。”（注：语见夏鼐。考古学与科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夏鼐研究过的外国货币包括波斯萨珊朝银币、拜占廷金币、阿拉伯金币、威尼斯银币 以及西域铸造的“外国字铭文的铜饼（或铅饼）”、“汉佉二体钱”等。夏鼐对这些货 币的国别、铸造年代、铸造地点（包括仿造地点）、流通的历史背景、埋葬的年代和用途 一一进行了精彩的考证。如西安唐墓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夏鼐准确考证出其铸造地 点在大马士革，铸造时间分别为公元702年、718年～719年、746年～747年，它们是我 国境内第一次发现的奥梅雅王朝的金币，也是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伊斯兰铸币，还是目 前所知的唐代遗留下来的唯一的中阿交通的实物证据。至于我国境内发现最多的外国货 币--波斯萨珊朝银币，夏鼐对1974年以前所发现的33批、1174枚银币作了系统研究， 对其铸造年代、铸造地点以及与中西交通史有关的问题一一作了仔细探讨。他在这一领 域里的学术成就，使国内外学术界感叹对这些外国古币的研究，“大约除他之外没有人 可以胜任”（注：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之 附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18～126.）
    夏鼐对这些货币的研究不仅限于此，他的着眼点在于对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 洲的陆、海路交通线进行探讨。如他通过对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的研究，认为“ 第四世纪末到第六世纪时，尤其是第五世纪中（包括卑路斯在位的年代），西宁是在中西 交通的通道上的。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它的地位的重要在当时决不下于河西走廊 ”（注：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1）：103～108.文又 见夏鼐。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29～134.）。这一科学结论对探索古 代中西交通路线有着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