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就读过的清华大学，有着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等史学大师培育出来的良好史 学传统和研究氛围。沐浴于其中的夏鼐，自然深得其味。夏鼐公开发表的史学论文，是 以考证见长的，选题宽广而有气魄，上起秦汉，下迄明清（注：如《秦代官制考》、《 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考》、《汉武帝征和年号考》等，参见夏鼐先生论著目录。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3 ～24.）。至于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可以从史学界对他所著《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的 评价中窥见一斑：
    中华书局的《中外交通史丛刊》中有一本他校注的《真腊风土记》。我起初以为整理 古籍的工作，他进行起来未必也和考古发掘同样地得心应手，当我收到他的赠书细读之 后，不禁深为他的精深勤奋所感动。他的校注工作决不比任何一位专业古籍整理者逊色 ，从质量上来说，他的这本校注在众多的古籍校注本中，是出类拔萃的，它代表了我们 当前这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我拜读之余，除由衷的敬佩之外，还深为自己的不学和懈怠 而惭愧。（注：吴德铎。求是、踏实、朴实--纪念夏鼐同志。文汇报，1987-06-23（3）。）
    夏鼐对旧金石学的看法，与时下很多人对金石学不屑一顾的态度迥然不同。他认为应 该充分重视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成就，同时又要摒弃旧金石学惴惴于字词考证的作法。19 44年，夏鼐随西北科学考察团赴陇右考古，“虽以发掘工作为主，而对于碑碣吉金，亦 如留意焉。”（注：夏鼐。“陇右金石录”补正。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 民出版社，1986.）夏鼐在阅读了甘肃临洮人张鸿维的《陇右金石录》一书以后，即作“ 补正”一篇，所录金石材料，上起汉代，下迄明朝。宋·赵明诚作《金石录》，已感叹 西晋石刻之少见。夏鼐“补正”中提及的“晋泰始十一年乐生碑”（与阎文儒在敦煌大 方盘城掘得），便是殊为难得的晋碑材料。夏鼐在这篇“补正”中所作的考证也很精彩 ，比如，张氏《陇右金石录》以“寿昌县印”为晋代遗物，夏鼐据《太平寰宇记》和《 元和郡县图志》认为，寿昌本汉之龙勒县，北魏正光三年和唐武德二年两度改名寿昌， 所以此印最早不能早于北魏，也有可能为唐代遗物，但绝非晋代县印。至于文提及的“ 金城县主墓志”和“慕容曦光墓志”，后来夏鼐专门写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 》一文，在考释金城县主、慕容曦光两方墓志的基础上，结合早年出土的慕容氏墓志， 参以两《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资治通鉴》等文献材料，用年表的形式 对吐谷浑晚期历史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夏鼐对古代玉器的研究方法对历史考古学其他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认为 ，古代文献中关于瑞玉（六瑞）的记载，大多是汉儒的理想化思想，与考古发掘的实际有 很大差异，如《尔雅》所记璧、瑗、环的“肉”、“好”比例，就与考古发掘的实物不 符。有鉴于此，他建议，在编写考古报告和进行考古学研究中，应摒弃文献中一些理想 化记载的束缚，从实物出发，这就使古玉研究从旧礼学的窠臼中解放出来，为中国古代 玉器的研究指出一条新的途径（注：参见王仲殊，王世民。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 师治学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夏鼐很注重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结合。作为历史科学分支的考古学，其学科特点就 在于它注重用地下出土实物资料而不是单纯依靠文献来研究历史问题。中国文明区别于 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等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从古至 今连续不断的，它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流传至今。正因如此，中国考古学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它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用来帮助解读考古材料的信息。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工作者 ，如果没有一定的文献基础是不行的。夏鼐曾经说过：文献与考古材料，犹鸟之双翼、 车之双轮，二者不可偏废（注：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10）：931～935.）。夏 鼐本人关于历史时期考古的文章莫不是文献与考古材料进行结合的典范。
    在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结合中，夏鼐尤重田野考古实践。1950年，担任考古所副所长不 到一个月的夏鼐，便组织发掘队到河南辉县进行建所以来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从这年 的12月到次年的1月，夏鼐先生亲自手执小铲，在琉璃阁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在冰 雪严寒中成功地剔掘出十九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 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重视和好评。”（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中国考古学研究 --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12.文又见考古，1 985，（8）：678～685.）
    中国田野考古的操作方法，应该说就是夏鼐从惠勒教授那里学成并引入中国、不断加 以完善形成的。惠勒的《田野考古》（Archaeology from Earth）是蜚声国际考古学界的 名著。关于夏鼐向国内年轻考古学者传授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情况，我们不妨把《夏鼐 先生传略》中的一段话摘引如下：
    在各处的调查发掘中，他把田野考古的方法传授给年轻的助手们，指示他们严格划分 土层，正确判定层位关系，仔细辨认土色、土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现象。在成皋县青 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继红烧土和白灰面等居住遗迹的发现之后，他亲手从土层 中发掘出许多轻易不能辩认出来的柱子洞，使得助手们懂得发掘居住址的难度更在发掘 一般墓葬之上。夏先生对大家说，考古工作者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 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他告诫大家不要有“挖宝思想”。他 经常说，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器，但居住址的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包含着珍 贵随葬品的墓葬。先生身体力行，使大家懂得必须在田野工作中坚持亲自操作，既要学 会认土、找边、剥人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测量。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大家的 记录是否及时完成，记录的内容有无差错。遇到星期天，他带头用毛笔蘸墨在每一块陶 片上书写出土坑位和层次的编号。夏鼐先生的这种工作作风，为此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 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注：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 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12.文又见考古，1985，（8）：678～6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