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夏鼐发表《作为古代中非关系证据的瓷器》一文，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亲身的 考古经历，历数埃及、苏丹、南非、刚果等地出土的中国古瓷，勾勒出古代中非之间贸 易交流的路线与规模，使人们认识到古代中非海上交通不只限北非和中非，甚至还远及 于南非和西非沿海地区。
    1974年，夏鼐的《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在《考古学报》上发表，引起国 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来信索要此文抽印本的人员络绎不绝，伊朗驻华使馆更是一下 索要了二十多份（注：夏麦陵。夏鼐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启迪。人物，1986，（2）。）。夏鼐的 学术出访也总是备受出访国的关注。1963年，夏鼐随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据历史 学家刘大年先生的回忆，“那时中国学者讲演，听众一般都很踊跃。唯独夏鼐同志的讲 演，虽然内容专门，会场却是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的。”（注：刘大年。华罗庚、夏鼐两同 志回想记。光明日报，1985-07-07（3）。）
    夏鼐还对其他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作了研究。如萨珊朝金银器、汉文婆罗钵文合 体的唐苏晾妻马氏墓志、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扬州拉丁文墓碑等。
    三、夏鼐的治学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丰硕的学术成就与良好的治学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夏 鼐的治学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一）以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考古学研究。
    新中国的考古学与旧金石学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它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它不惴惴 于某一历史遗物的考证，而着眼于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夏 鼐就曾说过，“新的考古学不是玩古董，新的考古发掘不是刨墓挖宝”，他并以前苏联 考古学家对乌克兰的黎波里文化遗址的发掘为例子，指出考古学家对该遗址的发掘，“ 并不是为了挖取几片彩陶或几把石刀，他们是将整个废墟开掘出来，研究当时的物质文 化的全貌。”（注：夏鼐。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文物参考资料，1951，（5）：72～75 .）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所下的定义最能说明这一点：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 科学（注：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1986：1～21.）。
    关于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夏鼐说：
    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 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 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便是指导研究这种 规律的理论基础（注：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北京：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86：1～21.）。
    从上述考古学的定义与研究目标来看，新中国的考古学已经从旧金石学脱胎换骨，建 国以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与此是密切相关的。
    （二）注重田野考古实践，同时又吸取了传统史学和旧金石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派在史学研究方面也有很多优秀的传统，他 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力图作到“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逞臆 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注：语见潘次耕为其兄潘力田《国史考异》所作的“序 ”（《遂初堂集》卷六），转引自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下）。北京：商务印 书馆，1999.）他们在校勘史籍、订正史实、拾遗补阙、编纂类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注：“实事求是”是梁启超对乾嘉学派史学精神的总的评介，他将乾嘉学派的史学成 就归纳为四点，即所谓的“校勘前史文句之讹舛”、“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 “补其遗阙”、“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省览”。见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 绩（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0.）。“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 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它。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 应该做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注：梁启超。清代 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
    今天看来，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固然有许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优 良传统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因为更多地涉及了古代文献，自然 应该吸取传统史学的优点。而史前考古学虽然并无文献可供征用，但讲求客观、严谨务 实的作法与传统史学的治史精神并无二致。现下有些国内外的新派考古学家，以批判中 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为名，将中国古代文献一概指斥为不可信，实在是不可取的。事实 上，就像甲骨文之于商代考古学、象形文字之于埃及考古学、契形文字之于两河流域考 古学、多种“死亡文字”之于中亚考古学的研究一样，“文字和历史的内容”从来就是 世界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夏鼐留学英伦时，就曾奉劝曾昭燏“专从事于‘文 字’和‘历史’的研求，将来以近东的一种文字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相比较。” （注：语见曾昭燏致傅斯年的信（《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214～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