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注重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夏鼐在将碳十四测年法引入中国以及运用碳十四测年数据对我国新石器文化编年进行 研究方面的贡献，是考古界人所共知的。不仅如此，在夏鼐的计划和部署下，考古研究 所还在实验室里开展化学分析、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和热释光测定年代等项工作，都取 得了不少成果。
    夏鼐本人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熟悉程度，我们可以举一则材料来加以说明：考古研究所 陈志达先生在撰写《殷墟妇好墓》时，曾受到夏鼐的指点。陈志达至今仍保存一页夏鼐 批改过的稿纸，密密麻麻，是用铅笔书写的。批改的内容是对报告中关于玉器呈色的两 处修改。一处是将原报告中“铁化物”改为“铁的氧化物”；一处是在“某些黑色可能 是含有铬”之下，加了“但铬的呈色作用更主要的是使呈翠绿色”，之后，他在稿纸左 边批了一段话，指出这一段“似乎讲得不够清楚，铁有氧化铁和氧化亚铁。锰与硅化合 可呈现紫色。铬的呈色作用更为主要的是使呈翠绿色”。这段话之外，还注明可参阅19 50年出版的一本外文书的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注：见张天来，金涛。夏鼐的足迹。光明 日报，1985-09-07日至30日。文物工作，1985，（6）。）。
    特别要提及的是，夏鼐还安排将考古发掘所得的样品送给有关的科研机构进行测试， 解决了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许多重大问题。钱三强、周仁、柯俊、席泽宗等都是夏鼐在 科技界的学术知己。仇士华、蔡莲珍就是夏鼐找钱三强从中科院物理所调入考古所的， 而藁城商代铁刃铜钺（陨铁）则是送交北京钢铁学院柯俊教授鉴定的。又如，解放前的古 陶瓷研究，带有很浓重的古董行色彩。在夏鼐的联系和安排下，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周 仁教授等对古陶瓷的制瓷工艺、胎釉原料的配方成分等进行了分析测试，夏鼐自己也利 用海外陶瓷材料进行中西交流方面的研究，这就使古陶瓷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进展（注：夏鼐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 ，1963，（1）：17～19.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文物。1981，（5）：6～9.）。
    （四）注重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关注国外学术研究的新进展。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翻译家冯承钧先生曾经说过，“研究一国之文化，应旁考与其国 历史有关系诸民族的事迹，缘历史种族不免有文化之互相灌输也。因文化之互相灌输， 所以一国的历史，可以补他国的不足”（注：冯承钧。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译序。转 引自邬国义。马可·波罗行纪“前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不少有见地的 学者，都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夏鼐即是其中卓越一员。他的 《真腊风土记校注》正是研究十三世纪柬埔寨历史的补白之作（柬埔寨国内已找不到关 于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本土文献），可以说是“以一国的历史，补他国的不足”的典范之 作。
    夏鼐曾以王国维的话自勉：“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 而不在一孔之陋儒。”（注：1998年，王世民先生在整理夏鼐文稿时，在夏鼐《考古学 论文集》扉页背面上，发现了夏鼐用毛笔书写的一段话，全文如下：“王国维少年时曾 说过：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 决也。”（《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原载《静庵文集·续集》）纵观 夏鼐的学术生涯，正是以这种“兼通世界学术”为毕生追求的，他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 杰出贡献，正是这种追求的体现（注：夏鼐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就，参见刘庆柱。夏鼐 先生在中西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 五十周年。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31～39.）
    夏鼐古文献功底深厚扎实，同时由于他曾留学英伦（前后长达六年之久），所以他又精 通英文，另外他还粗通法文，也略懂日语。良好的语言基础，加上天纵其才的禀赋与中 西学术先驱们的熏陶，夏鼐成长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如日本著名学 者樋口隆康所言：“他不仅对于国内考古学，而且对国际上考古学方面的知 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 注：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之附录。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118～126.）
    夏鼐对诸如A·U·Pope的《Survey of Persian Art》（《波斯艺术综述》，1938年伦 敦版）、J·De·Morgan的《Mannel de Numistique Orientale》（《东方古钱大系》，1 936年巴黎版）、J·Walker的《A Catalogue of the Arab-Sassanian Coins》（《阿拉 伯-萨珊式古币目录》，1941年伦敦版）和P·D·Whitting的《Byzantine Coins》（《拜 占廷钱币》，1973年伦敦版）等西方学者的学术名著非常熟谙，所以他对中西交通史的 研究，完全是建立在对中国考古材料的透彻理解和对国际学术成果的充分吸收的基础上 的。
    夏鼐对国外学术动态的关注，我们举一个例子即可略见一斑。1973年，P·D·Whitting博士的名著《拜占廷钱币》在英国和瑞典出版（注：P·D·WHITTIN.Byzantine Coins.London:Barrie & Jenkins Ltd.1973.Fribourg（Swizerland）：Office du Lirre ,1973.）。考古所图书室在夏鼐的安排下，于1975年9月15日以人民币45.83元的价格购 入此书。1977年8月至1984年7月间，夏鼐曾三次借阅此书（注：考古所图书室进书情况 ：在《拜占廷金币》一书封底有铅笔记录的进书情况：“75.9.15.45.83，图进”。夏 鼐借阅此书的时间分别是：1977年8月24日～1977年9月16日；1983年2月5日～1983年2月8日；1984年7月6日～1984年7月15日。见考古所图书室借书卡（《拜占廷金币》一书 封三）。）。1998年，王世民先生曾对夏鼐的文稿进行整理，在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的 《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页边发现密密麻麻的修订、补充，其中有很 多内容都参考了Whitting博士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直接就是用英文批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