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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8)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华夏考古》 姜波 参加讨论

著名科技史专家席泽宗先生曾在《光明日报》1977年8月17日版发表《科技史上的中外 交流》(与邢润川合作)一文,文中有涉及考古的内容,为了慎重,席泽宗曾将此文送请 夏鼐校阅,我们不妨把校阅的一部分内容抄示如下(注:见张天来,金涛。夏鼐的足迹。光明日报,1985-09-07日至30日。文物工作,1985,(6)。):
    原文夏注应改为西亚,不是中亚,小麦起源于中亚 现下一般认为起源于叙利亚北部及其附近现下所发现的水稻,中国的较印度的为早,而水稻起源于印度 野生稻则两国皆有,故一般不再认为中国水稻起源于印度星期记日制度则 古埃及一周为十天,与一直可追溯到古 中国一旬相当,七日星埃及期一般以为始于希似莱大秦是指罗马帝国的东大秦即罗马帝国 部亚洲地区(叙利亚一带)……并不指整个帝国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原文中提到一位印度财政部小职员,曾在物理学上作出过重要贡 献,但生卒年月仅写“(C·V·Ranman 1888--)”,夏鼐的旁注是“拉曼已于1970年1 1月21日去世”。
    四、夏鼐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
    20世纪以来,主导中国考古学的学者可以分为三批:西方学者、欧美留学生和新中国 培养的学者。第一批学者主导中国考古学的时间大体从20世纪初至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 止,主要代表人物为斯坦因、伯希和、安特生等(注:斯坦因曾三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 进行地理测量和考古调查,1900年5月~1901年7月,考察天山南道;1906年4月~1908 年11月考察丹丹乌里克、米兰、楼兰、敦煌石窟等;1913~1916年前半程与第二次考察 路线相同,后半程考察了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居延烽燧遗址、黑城遗址、高昌古城、唐 代北庭都护府等遗址,其中对敦煌藏经洞文书的劫掠成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 。伯希和于1906年8月~1908年5月在我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在库车附 近的杜勒杜尔和苏巴什盗掘了佛寺遗址,并继斯坦因之后,对敦煌藏经洞文书进行劫掠 ,攫取了敦煌写卷的精华部分数千卷。斯坦因与伯希和在新疆等地的考古活动无疑是带 有文化侵略性质的,令人愤慨,但他们自己在西域考古上的学术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 他们对历史时期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近代考古学的内涵与方 法,这是在探讨中国考古学史时应予注意的。关于安特生,安志敏、陈星灿等国内学者 已有较为公允的评断,见安志敏。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安特生”条。4.北京: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18.陈星灿。安特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早期研究--为纪念 仰韶文化发现七十周年而作。华夏考古,1991,(4):39~49和1992,(1):83~95.)。 第二批学者主导中国考古学的时间大体从1928年殷墟发掘开始至1985年夏鼐去世止,主 要代表人物为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第三批学者主 导中国考古学的时期从1985年至今,主要代表人物是建国前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毕 业的新中国大学生,他们主要是夏鼐、苏秉琦等先生培养的学生,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 始,他们便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的主力军,但直至1985年以前,他们似乎还不能被认为是 中国考古学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从1950年考古所成立至1985年夏鼐去世,中国考古学是在夏鼐的领导和影响下不断向 前发展的。1950年夏,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周恩来总 理任命郑振铎先生为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为副所长。郑振铎当时主要职务是文化部文物 事业管理局局长,梁思永则长期卧病,夏鼐承担了考古研究所主要的业务领导工作。19 54年长期卧病的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去世。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此后, 尹达先生接任所长直至1962年。自1958年至1962年尹达一直是以历史所所长的身份兼任 考古所所长之职,其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历史所的工作上,而且在外兼职过多,加上身体 衰弱,不能经常来所主持所务。所以,考古所的主要业务工作,仍由夏鼐负责。
    自1962年春接替尹达担任考古所所长,至1982年,夏鼐担任考古所所长之职长达20年 。1982年夏,夏鼐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辞去了考古所所长之职,接受了 名誉所长的职位。
    1950年至1985年,除去“文革”的几年,中国考古学的决策主要是在夏鼐的领导下进 行的,夏鼐对中国考古学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夏鼐的主持或指导下进行的,如偃师二里头、郑州 商城、辉县琉璃阁、安阳殷墟、周原、曾侯乙墓、秦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两京、满城汉 墓、明代定陵等遗址墓葬的发掘莫不如此。
    (二)夏鼐本人对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关于考古学的目的和研究任 务、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关于铭刻学的诸问题、关于田野考古发掘 方法、对国外考古学理论的介绍等等。这些都说明夏鼐是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灵魂人 物。
    (三)新中国考古学者的培养也是在夏鼐的主持下进行的,1952年至1955年,在夏鼐、 裴文中、向达、郭宝钧、苏秉琦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 (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1956 年冬,在夏鼐的领导下,考古研究所内部也举办了一次训练班)。从第一届开始,夏鼐 每次都亲临实习现场,讲授田野考古调查发掘的方法。四届训练班的学员成为以后一段 时期内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1956年至1958年夏鼐任领队的黄河水库考古队在取得 重大发掘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工作者。作为培养新中国考古学者重要基地 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也是在向达、夏鼐、苏秉琦等人的主持下创立的。
    (四)领导了中国考古学会的工作。1979年,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夏鼐被一致 推举为理事长,他在这一职位上连任至1985年去世。从第二届开始,每次考古学年会都 “规定一至二个主题”,以求集中。每次年会开过之后,都出版一册论文集。1983年的 第四次年会还决定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编辑《中国考古学年鉴》。在夏鼐及继任者苏秉琦 的领导下,中国考古学会在促进学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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