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观点，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已经出现：司马迁的《史记》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排比列国纪年，“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欧阳修的《五代史》不是客观史学，而《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司马光的《通鉴》则能利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异的。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因为胡元之乱，以及满清外族政府最忌真史学发达，不仅不能开新进步，反而退步。⑧ 傅斯年和陈寅恪都十分推崇宋代史学，但具体标志，略有不同，《通鉴考异》是两人共同标举的代表作。《史学方法导论》称：“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⑨
    傅斯年虽然认为中国史学发达甚早，并将宋代史学的诸多特征指为新史学，实际上却是以欧洲近代的新史学作为标准，来反证中国的史学发展程度。他说：“中国学问，自古比西洋继续性大，但最近千年来，反不如西洋之有继续性，此亦中国近代文化落后之一原因。”欧洲希腊以前的史学，只是文学的附庸。罗马教会成立以后，未经外力扫荡，只有内部改革，不如中国经永嘉、靖康两次南渡，历代史籍，传少失多，专家之学，不得传承，许多学问，多成绝学。所以奥古斯丁以整齐方法叙述史实，以历史证明有系统之神学，文艺复兴时期，更由于对希腊古学的兴趣和探究，形成脱离宗教色彩的新文学新史学，只是仍不以史为谈事之对象，而以史学为表现文学之工具。近代欧洲史学的发展体现于两方面，一是观点变化，“近代史学观点，与其谓为出于思想之变化，毋宁谓为事实之影响”。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等事实，从前上下古今一贯的学说根本动摇，“对于异样文明，发生新的观念、新解释的要求，换言之，即引起通史之观念、通史之要求”。二是方法改进，欧洲中世纪以来，各种类型的史料增多，“近代历史学之编辑，则根据此等史料，从此等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中，发现近代史学之方法--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订之工夫……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毋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此二种风气--一重文学，一重编辑史料--到后形成二大派别，一派代表文史学，一派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学。”前者“不在史料本身之讲求，而惟文学、主观见解之是务”，相关作品对世界影响虽大，终以文学价值为多；后者则重视记载之确实性，因所见史料超过前人，记载也较前人更加确实。“此外史料来源问题，亦使新史学大放异彩……由于史料之搜集、校订、编辑工作，又引起许多新的学问。”尤其是考古学、语言学和东方学，近代均有大的发展。人们对于自身、世界以及其他文化历史的认识大为扩张。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傅斯年断言：“综之，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⑩
    周予同将现代中国史学大别为史料与史观两派的观点影响深远，傅斯年在被视为史料派代表的同时，似乎被剥夺了对于史观的发言权。这一划分后人大抵延续，且被不断简化和放大。实则尽管傅斯年对于史观不能说毫无成见，却的确下过工夫，加上长期留学欧洲的背景，了解的程度当在不少批评者之上，绝非一般的偏见。目前《史学方法导论》的第七讲“所谓史观”虽不可见，但《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的第三节“近代数种史观之解释”，还是提供了傅斯年关于史观的系统意见。他认为：“因人类接触，发生世界史要求，以解决新问题，同时一般哲学家以为历史无非事实之记录，事实之演变，必有某种动力驱之使然，如能寻着某种动力之所在，则复杂之历史，不难明其究竟，因是而有史观之发生。所谓史观，即历史动力之观察，观点不同，推论即异。”傅斯年选择最有势力的三种史观加以概述，即进化史观、物质史观和唯物史观。
    一般关于进化论的描述，都说源于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考察，后来赫胥黎用于人类社会，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傅斯年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达尔文学说不出自生物学，而得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将马氏的生存竞争思想用于生物界，得出自然淘汰的观念，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思想由此生出。这一思想盛极一时，深深影响19世纪下半叶的学术界，连人文科学、物质科学亦大受其影响。进化论的优点，“在将整个时间性把握住，于史学演进给一新的观点，同时文化人类学、人种学之兴起亦有帮助”，其流弊则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学术思想自由断裂，人道主义趋于淘汰，武力主义逐渐抬头。
    所谓物质史观，主要是以地理环境解释人类的种族与文化发展差异，以英国的博克尔（T.H.Buckle）为代表，所著《英国文化史》包罗万象，在19世纪前中期相当流行。后来虽然渐衰，实则许多思想已经演变为不言而喻的常识深入人心。20世纪法国的人文地理学派承其衣钵，仍然盛行。该派认为，人类进化与天然影响成反比，其解释对于历史有帮助，但常有例外，马克思对此曾有详细的批评。
    进化论和地理影响说曾经在近代中国发生过广泛影响，在史学领域，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梁启超的一系列论著，可为代表。到了傅斯年的时代，这两种观念的影响已经内化为教科书的内容而趋于平淡，而唯物史观逐渐兴起并流行，尤其在青年学人和学生当中，渐成主导。傅斯年对此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马克思在史观方面的贡献一是剩余价值论对于人文地理学派多所批评，二是共产主义宣言。其弊端则为：一、将整个世界进展视作直线进程，各个历史阶段只是将黑格尔的横断发展变为纵断发展。这种将历史抽象化的做法，与天主教神学思想有关。二、根据工业革命前后史料，以历史片断现象而欲概括通有之历史现象，是诚不可能。
    傅斯年对于史观尤其是唯物史观的态度，不说是偏见，至少有些成见。不过，他的看法确有学理和时势两方面的思考。从学理的角度讲，那一时期以欧洲为中心（并非地理上的，而是思维方式上的）的人类社会历史认识，更倾向于整体上通盘解决，希望建立统一的系统，将各种文化排列其中。在进化论制导下，空间形态不同的文化被放置到同一时间序列中，而这样的观念被实践进化论的西方列强用行动张开世界体系的大网，注入一切被网罗其中的其他文化系统承载者的精神世界，并反过来扩大和强化着观念本身，认识几乎等同于真理。可是，这种由历史哲学发生出来的抽象化认识，并未得到历史事实的充分支撑。甚至可以说是在罔顾或大量牺牲史实的前提下做出的推论。只是欧洲的历史哲学与历史学，有着学科分界和文化差异的纠葛，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有限，或者说，史学专家比较能够把握二者的分际。当李大钊将唯物史观引进中国时，就把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加以分别，只承认前者是历史科学。（11） 后来被纳入历史学科的史学理论，也一般被认为与史学研究无关，因为既不能提供史学研究以利器，相关学人也往往不从事不擅长具体的史学研究。而将历史哲学作为史学理论，多少有点强扭的瓜不甜的味道。时至今日，随着研究的深入扩展和观念的调整，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统一历史观及其发展阶段，越来越受到挑战。
    就时势而言，好讲史观者的确存在概念化教条化倾向，强事实以就我的情形相当普遍，令掌握史实较多而解读史料能力较强的学人相当不以为然。1946年安志敏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2卷，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而于其内容，则觉错误累累，触目皆是，不禁大失所望……著者用力之劬，固令人佩服，惜依据资料太少，未能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兼以个人主见甚深，致歪曲事实颇多，对中外学者研究之结果既未充分利用，而个人之见解又多无所根据，遂致虚耗精力，徒费篇幅，此古人所以深戒‘不知而作’欤？”（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