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史观的对立冲突不仅在民国时期使得学人划分派系，即使到了后来，还演变为史与论的纠葛，长期困扰着史学界。无论是以论带史、论从史出还是史论结合等等，虽有高下当否之别，都不能恰当解决二者的关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研究的深入，以及无助于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的探究。并不卷入史料与史观之争的陈垣曾批评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好，虽然所谓史法是刘知几、章学诚的编撰之法，并有暗射好讲史学方法的胡适等人之意，但不着边际的史观当也在其机锋所向。
    在内心深处，傅斯年认为将全人类置于同一系统的抽象化过于主观，尽管史学能否客观尚无定论，但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甚多，如果不能限制主观任意性，则无法求得客观知识。他认为：“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3） 在《〈殷历谱〉序》中又说：“今固不乏以综合自许者，不触类而引申，凭主观以遐想，考其实在，类书耳，教条耳。类书昔无持论之词，今有之矣。教条家苟工夫深邃，亦可有艺术文学之妙，若圣奥古斯丁及其弟子之论史是也。而今之教条家初于其辨证教条并未熟习，而强读古史原料以为通论通史，一似《镜花缘》中君子国之学究，读‘求之与抑与之与’竟成‘永之兴柳兴之兴’。是亦可以哗众取宠于无知之人，亦正为学术进步之障耳。”（14） 这样的见解他甚至放大到相关学科，他反驳有人指责凌纯声理论较弱时说：“彼不谈‘理论’，亦唯其如此，方有实学；所谓‘理论’，自然总有一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孙之手，则印版而已，非实学也。”（15） 等而下之者往往喜欢用总有道理来自我标榜，流弊匪浅。所以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声称：从中西史学发展历程看，“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或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16）
    二、近真与头绪
    后人批评傅斯年，多从史料以外入手，虽然言之有理，却不一定能当傅斯年的本意。而在傅斯年的逻辑之内，也还有许多空间，若能善用，史料与史观其实相互连通而非彼此冲突。在将史料与史观对立的学人看来，史料不过是立说的基础或凭借，只有史料，或者只强调整理史料，至多是文籍史实的考订与编撰，何来史学？殊不知傅斯年的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并非一般的考订排比，或者说，考订与排比远非一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尤其不是批判者眼中的琐碎饾饤末学。的确，傅斯年对于考证相当偏爱，他甚至说：“最近百多年来，文士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是很不容易分别的。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做，便不入流。”（17） 所以文史之学的文章的理想是精，而社会科学则是通。求通的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不够发达的缘故。但是傅斯年并不认为史学的目的与功能仅此而已。
    如前所述，傅斯年所谓近代史学为史料编辑之学，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其二，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史料编辑之学，并非只是简单地机械地将史料排列一起，史学便是史料学，最重要的是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认识整理史料之于研究历史的作用。具体而言，“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而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18）
    比较研究在今日已成时髦，而大都不能遵守基本原则，陷于望文生义的隔义附会。实则文史比较研究正是近代欧洲与中国古代文史之学的大道正途。今人关注傅斯年的史料学，着重于他所提出的八对范畴，即直接对间接，官家对民间，本国对外国，近人对远人，不经意对经意，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对著文，其实这八对范畴可以概略为一对，也就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其余均由此衍伸。而这样的观念，早在傅斯年任教于中山大学时已经形成并且实际讲授。写于那一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称：“史料可以大致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如《周书》、《世本》、《明史》是间接史料，毛公鼎、卜辞、明档案是直接史料。“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王国维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顾颉刚古史辨则专利用间接材料推陈出新。（19）
    傅斯年强调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下两点，即“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这段文字虽然间有引用者，却并未给与足够的重视。而这两点既是“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两个层次，又是比较不同史料所能达到的两个目的，也可以概括为：一、近真；二、头绪。此言揭示历史记录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以及如何寻求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两大命题，可谓深得史学研究之真味。尽管单一的近真取向不足以发挥其最大能量，但若达到这一境界，疏通或许反而多余和无味。至于联系一层，更使得无数事实的关系无限延伸。
    史学的本旨在于求真，这个本来天经地义的目标如今在不少人看来，是否存在，能否求得，大有疑问，甚至被根本否认。因为什么是真，如何证明，似乎仍不脱离主观。其实求真的意思有两层，首先，史实为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如何发生，情形怎样，均为实有，不会因为任何后来因素而改变；其次，后人的求真，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永远不会完全与事实重合，但是通过恰当的努力，可以逐渐接近。而作为史学，最主要的条件限制还在于史料，因为一个事件不止一个记载，将不同的记载加以比较，便可以接近事实的真相。为此，必须四面看山，避免以片面为整体，孤证不立勿庸置疑，所谓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也是相对而言。
    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如何发生，不同记载的主次轻重如何判别。傅斯年强调的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关系，讲究的是包括真伪在内的材料的可信度问题。其实，史学虽以求真为要，但是真伪是否的问题，相对简单。古史辨的层累叠加，为各民族上古史的普遍现象，若只疑及后来，且以为故意，则有失允当。而所谓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或主料与辅料，又或者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等等分别，虽有价值差异，傅斯年还是不断强调只能相对而言，因时制宜。不过相对而言之下，八对范畴的区分，仍有一是非真伪的基本判断，或者说，对于史料的鉴别，仍然以相对于史实是否真伪的程度为标准。这样的判断一般而言固然不错，可是比照材料与事实之间的复杂性，还嫌表面。所有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各自利害有别，除了最简单的真伪是否之外，如何才是真的问题相当复杂。梁启超即认为：“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并指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原因，一是“真迹放大”（20），二是记载错误（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