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傅斯年还是陈寅恪，都并非主张一味扩张新材料，其着重强调扩张新材料的前提，是已经读过书并掌握了基本材料。《史学方法导论》明确指出：“必于旧史史料有功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33） 对此傅斯年很有心得。1931年2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记到：“孟真来谈古史事，尔纲也参加。孟真原文说：‘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则登时变成活的。’此意最重要。尔纲此时尚不能承受此说。”（34） 陈寅恪教书也有类似主张。他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35） 不同研究领域的新旧材料还有所分别，如金石学：“自昔长于金石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36） 只抄旧材料或只用旧材料而予以牵强附会的新解释，均不可取，“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37）
    识一字成活一片，至少也有两层，其一，生材料得以连缀，其二，旧材料得以重组。前者因其片断，无从联系解释，后者虽有解释，但加入主观，与本事不能贴切。前者可以发现，后者更能进而发明。
    其二，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的关系。既然史料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具有不完整性和片断性，即使晚近史料繁多，对于事实的记载也不可能全面，不可能完整保存，不可能看法一致，那么，没有疏通，则难以连缀成篇。实事往往无实证，而有实证者又多为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只能前后左右，虚实互证。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多多少少也是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38） 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又说，该所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39） 傅的上述说法显然有所局限。陈寅恪也有类似表述，陈守实记：“师于史之见解，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40） 那么，单纯整理材料，如何能够“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41）
    或者误解，以为整理材料只是一般抄录拼凑，实则傅斯年对此批评甚严。他所强调的，是“‘做实在工夫，勿作无谓辨［辩］论’及‘虚心整理事实，勿复盛气驰骋己见’”（42），但反对笨伯的考证，而主张聪明的考证。他说：“天地间的史事，可以直接证明者较少，而史学家的好事无穷，于是求证不能直接证明的，于是有聪明的考证，笨伯的考证。聪明的考证不必是，而是的考证必不是笨伯的。”（43） 抗战期间傅斯年先后为中英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审查历史类的科学补助金，对于候选人的评议很能体现其史学观念：如龙沅“虽送来三册著作，然除绪论二叶外，皆抄撮成书，并无考辩。转徙中能抄撮成篇，固为勤勉，然其著作之能力如何，无从悬揣。列为备取，置之最末，亦无不可。然此等情形，似永无补入之望，或亦徒然也。”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一书，于抄撮常见书外，亦无所表见也”。（44） 列为乙等的李俊，“著作只是抄集，李剑农先生介绍之词，似言过其实。惟如此一长题目（《中国宰相制度》），纵二千年，精练之史学家决不敢为之。作者虽不了解此问题中各时代之细点，但抄撮尚勤，亦颇扼要，在今日一般出版水准中，此书不算坏。以此书为例，则彼之计划作‘中国选士制度考’，其结果亦必是此类之书，此虽不足名为研究，却可作为一般人参考之资也。”（45） 可见傅斯年对于以抄撮代著述的做法极不以为然。
    虽然傅斯年后来多用考证表示整理资料，其经典的表述还是比较。唯有善于比较才是聪明的考证，而陈寅恪可谓聪明考证的代表，卞僧慧称：“寅恪师史学之所以精深，在对隐曲性史料的发掘与阐发，开拓史学园地。盖史料向来有直笔、曲笔、隐笔之别，一般史家率多直笔史料的述证，限于搜集、排比、综合，虽能以量多见长，以著作等身自负，但因昧于史料的隐曲面，其实只见其表，未见其里。有时难免隔靴搔痒之讥。惟寅恪师于人所常见之史料中，发觉其隐曲面……遂使人对常见的史料，发生化臭腐为神奇之感，不仅提供新史料，亦且指点新方法，实为难能罕有之事。”（46） 1930年代初傅斯年听陈寅恪“告以近中发见杨隋、李唐帝室之非汉姓，倘佯通衢，为之大快。弟自国难起后，心绪如焚，月余之中，仅闻此事为之快意耳。弟当时最高兴者，为闻兄找到证据之确切而又巧妙。归来思之，此事关系极大，此一发明，就其所推类可及之范围言，恐不仅是中国史上一大贡献而已。吾等此日治史学诚不可定谈世代之升沉，然时代之Gestalt确有不可忽略者。弟常自觉得，中国之国体一造于秦，二造于隋，三造于元。汉承秦绪，唐完隋业，宋又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两代，虽民族不同，其政体则皆是元代之遗耳。唐代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为中国社会阶级之大转变，致此事件当非偶然。”（47）
    按照严耕望的看法，证据确切而又巧妙的考证已经不是简单地整理史料：“论者每谓，陈寅恪现实考证史事，‘能以小见大’……此种方法似乎较为省力，但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因而主张用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聚小为大”之法，即“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48） 他还以陈垣、陈寅恪为例，谈及考证学的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49） 傅斯年对《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评价与陈寅恪间有不同，多少体现了两人史学观念的差别。（50） 而聪明的考证往往又能刺激丰富的联想，傅斯年本人也难免情不自禁。只是连缀仍须以解读史料为基础，不能抽离材料的具体时空关系任意牵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