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傅斯年的评价如何，后来治史大都用其观念而无其底蕴，结果所有的文献在人们眼中只是史料。这虽然未必是傅斯年的本意，却很难说不是其主张的流弊。其实，书应作为书看，报应当作报看，日记当作日记看，书信当作书信看，不能仅仅作为史料看。作书看须看作者本来的完整意思，作史料看则容易以己意从中摘取片断，割裂作者原意，而组成另外的意思。此非原作者之本意，也不是历史的本相，而是研究者心中的历史。作书看还要由书见人，如吴宓日记反映其情感的偏执，朱自清日记可见其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是日记书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目的。按照傅斯年的标准，日记、书信等无疑是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当事人的相关日记书信，往往成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日记写作时即为了给人看，或给皇帝看（李慈铭日记）、或给上司看（驻外使节呈交刊刻的日记）、或给后人看（胡适日记即是要留作史料）；也有的日记写给自己看，多记私密性琐事，公事大事要事反而疏于记录；还有的日记怕人看，所以只记事不议论，或事后加以删削。因此，要通过日记看清主人的风格习惯，有的不仅要看记什么，更要留意不记什么，为何不记。清季戊戌庚子间史料相对稀疏，日记尤为明显，显然因为清廷文网严密，朝野人士或事先留空，或事后处理。胡适则于日记中不记于其不利之事（或事后删削）。书信亦然。汪康年师友书札反映清季史事极多，但其人三教九流无所不交，给不同人写信态度各异，须将同一时期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信札前后左右看，才能把握汪康年本人的态度和作为。近代报刊多有党派背景，还有编辑者的立场。档案同样如此，外交档案涉及对方，常有夸张与掩饰，须将各方记录比勘。其实档案与其说是史料的一种类型，不如说是保存材料的一种方式。其中各类材料都有，官样文章尤多。如果不能善用，反易为所误。
    以此为准，所有的史料都具相对性，傅斯年的区分可以提供基本的判断，当然他也一再强调这只是相对而言。但若仅以史书为史料，虽然不受前人主观影响，却也不见前人心思所系。如古史辨之于两汉以上，不无道理，因此而不见经学对两汉以下的作用，未免因噎废食。傅斯年对宋史的评价颇具代表性，他说：“对于我们，每一书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得越整齐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于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们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然则此两书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谓最好。”这与一般史家诟病《宋史》的紊乱眼界很不相同，而一般认为最能锻炼的《新五代史》、《明史》，在傅斯年看来，因材料原来面目被改变，反而糟了。（26） 如此，则《史记》难入高明，著述的例法等等，也完全不见其意义。这与中国无史论有着同样的意思，都是有材料无史书。著述当然不仅是客观叙述事实，同时也表达其主观意愿或期望，这样的主观对于所欲记录的事实或许不足为法，但是却能展现那时人们对于此类事实的看法及态度。而且，学人著述，心中潜在对象常有若干层面，究竟写给谁看，哪些意思希望谁能理解，确有讲究。
    读书与找材料不同，须既见事又见人，通过人的言行揭示或展现其性格做派思维，不仅可见这类言行属于这一人物，而且可知这一人物才有这类言行。这在古代与晚近历史的研究中尤其关键。因为古代史材料疏失较多，多重文化，晚近材料丰富，多重人事。今人所写传记，往往见事不见人，与只找材料不读书不无关系。而人是历史的中心，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的有规律运动，构成历史演化的内容。
    读书不仅可以了解作者，更可见“书中有学”。宋育仁和钱穆都批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仅仅将书籍当作材料，而非学问的对象。“古学是书中有学，不是书就为学”，“学者有大义，有微言，施之于一身，则立身行道，施之于世，则泽众教民……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过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乱视听。既无益于众人，又无益于自己。凡盘旋于文字脚下者，适有如学道者之耽耽于法术，同是一蛊众炫能的思想，乌足以言讲学学道，适足以致未来世之愚盲子孙之无所适从耳。”（27） 钱穆则指出不把书籍做学问的对象，其实是过于主观自信的表现。虚心读书，积累系统知识，才是向学的正道。
    三、曲解与本意
    在“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宣言之下，傅斯年的一些相关主张多少有些口号式的意味，有时甚至故作惊人语，因而不免引起误解，滋生流弊。批判较为深入者，可见钱穆的《新亚学报发刊辞》等论著。然而，若全面理解傅斯年，不以只言片语立论，则可见傅斯年的许多主张，主要是为了标举史语所的学风，而不是针对一般史学的全体。除了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还不断宣称：“研究所的宗旨，一、到处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科学付给之工具）整理材料。”“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28） 尽管他同时认为如此才算得上是高深的研究，才能在世界学术之林争胜，毕竟只是少数人“上达”而非“下学”（29） 的事业。他承认“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虽然不得谓文，但可谓之学，事实之记载则超前贤远矣。”（30） 而在历史教育的层面，傅斯年认为意义有三，一、把历史知识当作人学，了解人类及人性；二、国民训练，培养爱国心民族性；三、认识文化演进之阶段和民族形态之述状，中国史更应注重政治、社会、文物三事之相互影响。（31） 如此，则“史学只是史料学”，虽然可以说是傅斯年史学的主导思想，却不能完整地表达其全部观念，至少有流弊匪浅的四点，未必缘于傅斯年的本意。
    其一，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的关系。史学为综合，须先识大体，由博返约，在整体下研究局部。若由点及面，从局部看整体，甚至将局部放大为整体，则难免偏蔽，导致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突出强调扩张新材料和扩充新工具，扩大旧范围，陈寅恪等人也主张以新材料治新学问的预流，影响了整个学界的风气，不少后来者一味扩张人所不见的新材料而不读基本书，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贺昌群说：“大抵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风，一番新史料的发现，必有一番新学问的领域，能够占在新学问的领域中利用这番新材料，就是学术上的前驱者，陈寅恪先生称此为‘入流’，反乎此而不闻不问，自以为坐井可以观天者，谓之‘未入流’。但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的问题。”（32） 高明者应延续前贤未竟之业，若一味看前人未见史料，究前人未知问题，不仅细碎，所谓找罅缝，寻破绽，觅间隙，更可悲的是所得或许不过前人唾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