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
    公共史学运动和NCPH的建立扩大了“公共史学家”的队伍，但同时也产生了如何定义和定位“公共史学”学科的问题。当凯利和约翰逊在加州大学创建公共史学研究生项目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培养“专业的公共历史学家”（professional public historian），他们仍然是将“公共历史学家”看成是传统的专业历史学家（academic historians）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则是专业历史学家和公共历史学家共享的身份认同。然而，今天，NCPH的会员已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该组织的会员背景复杂多样，包括了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历史学顾问、政府部门中的历史学家、档案馆专业人员、历史组织的管理人员、大公司和商业界的历史学家、文化资源管理者、图书馆和博物馆馆藏负责人、电影和媒体制片人、口述历史学家、政策咨询顾问以及对公共史学感兴趣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中小学教师等。该组织欢迎任何“在公共领域中从事历史实践”（public practice of history）和对此有兴趣的人士成为其会员。（25）成员背景的多元化给“公共史学家”的定义带来了困难。与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不同的是，NCPH的会员并不都是接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到底什么人可以称之为公共历史学家？即便在公共历史学家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也是为什么专业历史学家对公共史学家一直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与之相关的是“公共史学”的定义。作为一个开放性（open-ended）的学科，公共史学可以涉及历史研究的任何主题，正如公共史学家自称的“到处都是公共史学的天地”。（26）它同时又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大量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涉足公共史学的课题。公共史学成了“万金油”（jack-of-all-trade），无所不能。到底什么是公共史学？凯利的原始定义似乎已经不足以覆盖新的内容和需求，而整个领域又缺乏一个统一和权威的定义。（27）在此我们仅举两例：
    公共史学“是一种普通群众能够看得见、听得着、读得懂并能解读的历史”。公共史学家依照专业史学的方法，“强调使用非传统的史料和表现形式，重新设置问题，通过这个过程创造一种富有特色的史学实践”。“公共史学也是一种属于公众的史学”……通过强调史学研究的“公共语境”（public context），公共史学培养和训练历史学家，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研究转化为学术界之外的听众可以接受的东西。（28）
    公共史学是一种应用史学。它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历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讲授的，而且是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方式习得的。公共历史学家通过类似于档案馆、历史遗址或历史组织、博物馆、咨询公司、历史图书馆和互联网站等机构，将历史信息传播给广泛的大众。他们是原始材料或二手材料的提供者，他们经常向需要的人提供信息，便于对方通过展览和研究形成自己对历史和历史事件的看法。（29）
    2007年，NCPH董事会根据该组织年会的决议，起草了一个关于公共史学的定义，将公共史学同时界定为一场运动（movement）、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和一种方式（method），其目的是“推动对历史的合作研究与实践”，公共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将“自己的特殊见识”以“易懂的和有用的”方式传递给公众。（30）同时，采用“运动”、“方法论”和“方法”的说法，说明NCPH意识到公共史学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将该领域的目的界定为“推动对历史的合作研究与实践”则是为了覆盖该组织绝大多数成员所从事的工作。即便如此，这个定义也令许多人不满意。有人认为使用“运动”一词，给公共史学增添了社会运动的色彩。有人则强调公共史学并不需要特殊的方法论，认为公共历史学家首先必须是历史学家，必须接受专业历史学家思考、研究和写作的训练。（31）
    多种不同种类“公共史学”的存在为准确界定公共史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珊·本森等学者就指出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公共史学”，各自有着不同的起源和目标。一是“文化史学或大众史学”（cultural or popular history），这是一种经过商业包装但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历史信息和历史解读，包括由报纸、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剧、历史故事、传奇小说、广告、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媒介所传递的历史信息。这种历史对建构大众社会的历史意识影响最广、最大。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知识和信息经过商业和艺术手段的包装，将某种隐性的历史观、政治观或意识形态，推销或强加给大众。（32）二是由专业公共历史学家发起的一种把历史研究与公众利益结合起来的运动，目的是通过参与、设计一系列与公共政策、商业历史、文字编辑、档案保护、地方史整理、历史遗址保护等有关的工作，为公众提供一种“更好的”和“更专业的”历史知识。这个意义上的公共史学运动，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历史学家在学术界以外的就职机会，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方面）则是对逐渐走入死胡同的专业史学的自我封闭表示抗议和不满。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公共史学最为接近凯利和约翰逊当初发起的公共史学运动的初衷。三是所谓的“人民史学”（people's history），其动力来自过去曾被边缘化的群体书写自己历史的渴望。这些先前的弱势群体为了确立认同，争取政治话语权，提出要整理自己的历史，培育自己的历史观。（33）
    显然，公共史学的内涵已经极大地丰富和扩展。其他种类的公共史学不仅存在，而且影响更大。“公共领域”是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空间，史学进入这一空间，成为“公共领域中的史学”，也意味着公共史学家具有了广阔的天地，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公共史学的早期提倡者、《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 Historical Review）主编迈克·华莱士（Michael Wallace）曾将历史博物馆视为“美国当权阶级——不管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配发历史的一种方式”。他认为，博物馆的陈列与展览是一种历史的生产过程：通过对历史材料和文物的选择、排列、展出、解释等程序，博物馆制造出一种观察历史的传统视角，用来“为资本家的事业正名，并对他们掌握的权力赋予一种自然性和必然性”。与此同时，博物馆的展览通过遮掩和删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历程，通过隐瞒和忽视剥削、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阶级斗争，通过抹杀人民大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篡改了人民的历史记忆，“扼杀了参观者们对另外一种社会秩序——无论是过去存在的还是未来应该有的——进行想象的能力”。（34）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是美国政治进入右翼当政的时代，他担心右翼势力会在人文领域内卷土重来。他呼吁公共历史学家应该进入公共领域，争夺重建美国历史记忆的媒介和平台，抵制那些重新“配发历史”的行动。显然，华莱士等所提倡的公共史学已经触及如何解释历史和谁来解释历史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NCPH对这些问题的敏感性可想而知，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定义也是预料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