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民国的几位史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在不同场合都曾经感叹他们遇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看来，这个“大变局”在那时才刚刚拉开序幕，最近的这30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是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历史情节，百年来人们期待的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潮正在到来。
    中国史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就是对这个“大变局”的性质及其演变趋势的积极思考，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和一个新的史学时代的到来，体现出史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它应有的问题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史学领域出现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中国社会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是对上述论战所提问题的延续和深化，其实质都是围绕着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发展和现代转型而展开的。然而，在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问题上之所以长期不能形成共识，从根本上说，是由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造成的。那么如何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传统，把现实、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形成整体的长时段的大跨度的观察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历史研究必须从现实出发；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认识必须基于一种比较的史学研究方法，而比较史学观的核心是不同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和特殊的发展路径；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问题，必须彻底清除史学叙事中的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必然涉及对中国前现代的制度构成及其发展的历史评价问题。然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中培养起来的历史价值观，弥漫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妨碍着人们对历史作出客观的判断和评价。
    中国史学的前提性思考与批判，不是要推倒史学既往的所有历史结论，也不是要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史学体系，而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在我们能够判断一些以前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前提有问题时，并不是我们的智慧所致，因为历史本身的发展已经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在历史豁然开朗的时刻，那些曾经被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真相已经逐渐地显现出来。在这些历史真相面前，任何只要不抱着偏见和陈旧教条的学术研究者均能将自己的研究向历史真相不断靠拢。
    一、从现实出发回溯历史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在他的《为历史学辩护》一书中指出：“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他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是个极大的错误，机械地由古及今研究历史，就可能为寻求现象的起因而浪费时间。他主张如麦特兰所说的“倒溯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①
    研究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性质及发展，必须从现实出发，从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从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出发。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已经经历了两波浪潮。第一波是由欧洲发端，扩散到北美大陆，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以西方的核心价值为依据的发展模式。第二波浪潮源起日本，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东亚模式”。进入21世纪，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现代化的第三波浪潮，在这个浪潮中，中国显然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这在中国自晚清新政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现代化的“西方经验”和“东亚经验”都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崛起的真正原因。
    与现代化的“西方经验”和“东亚经验”相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比较优势”何在？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谈到过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诸如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巨大的消费市场、超高的储蓄率、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儒家的实用价值观、国家的动员和操控能力，等等。在我看来，中国所有这些“比较优势”中，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国家的力量。这种国家的力量既体现在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等方面，也体现在它在经济上的巨大的动员能力、开发能力和整合能力上，它对市场经济的主导和调控能力显然是其他经济体都难以达到和效仿的。实际上，在社会自我配置资源和自我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力量从来没有真正地从社会领域彻底退出过，相反，在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中，国家的动员能力、投资发展能力、综合调控能力都得到了加强，在地方和社会权力边界大大扩展的情况下，国家的中央集权管理的性质没有被改变，被改变的只是中央集权管理的模式或方式。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还拥有如此之多的国家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没有迟滞反而是促进了经济发展，这对任何一个实行西方市场模式的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事。
    从“中国经验”中能否概括出一个“北京共识”并期待将其向全世界推广，显然还是个有待验证的问题，但它至少表明了诸如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在这位作者按黑格尔的方式所描绘出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后胜利”的图景中，所有国家的社会进步机制除了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性”之外，“已无其他途径”。②中国的发展奇迹是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历史预言的有力驳斥。只要抛弃了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正视中国在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重新崛起的现实，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特有的制度安排及其社会变迁的深远影响。很显然，“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其他国家难以效仿的制度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制度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之间的张力并没有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被消解，相反，不同制度之间的比较和冲突倒促使我们比在以往互相隔绝的时空中和意识形态的铁幕下更能清晰地看到制度差异的重要性。这是民族国家自我认识的前提，也是历史学的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最终能够意识到，中国的制度性特点及其比较优势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或变革，它反映了民族国家普遍存在的特殊发展逻辑，这种特殊逻辑是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中自我确证和显现的，同时也表明把这个特殊逻辑从以往被遮蔽被迷误的境地中解救出来是历史学何等重要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