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未把西方现有的社会模式和这个模式赖以形成的社会发展道路作为人类的普遍道路，他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和更替的理论从来都没有被他自己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具体模式。马克思既不是一个历史机械进化的目的论者，也不能被简单看作是“复性历史”的开拓者；他所建立的唯物史观包涵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普遍和特殊的统一；他关于“世界历史”的精辟论述既是来自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他对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描述和展望，是对人类前景的终极价值关怀。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所谓的“启蒙史观”是有本质上区别的，后者所基于的西方社会的进化模式和道路在马克思的价值系统里从来都不具有普世性意义。
    在布罗代尔看来，“马克思的天才及其影响的持久性的秘密，在于他第一个在历史长时段的基础上构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但是这些模式由于被赋予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效力和预先的、无意识的解释而被固定在简单的形式之上”。（21）这种致力于纯粹模式和为模式而模式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倾向，被布罗代尔判定是社会科学的一条危险之路。
    同普世史观划清界限，唯物史观无须重新阐释和重新定义，也不需要来自任何其他文化史观或后现代主义的救赎，它只需要恢复其本来面目，按其创始人所一贯要求的那样去做。这是马克思自我意识到的本质要求：“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2）在现时代，历史观领域的任何创新和发明，都没有超出马克思已经说过的那些原理。考验历史学的地方仅仅在于，如何按照唯物史观的方法，在人类的时间洪流中，清晰准确地观察到历史的主流和构成这个主流的每一个支流。
    四、历史的真实尺度与历史逻辑
    历史的真实性或客观性如何描述和规定，是历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希罗多德以来，西方史学一直遵循着“如实记载”的传统，这个传统到了兰克史学阶段更被推向极致。在实证主义的叙事逻辑中，兰克的“如实直书”是旨在将史学家的所有个人偏好都从史学领域内驱除出去，历史被要求具有科学般的明晰、客观、公正和价值中立的品质，历史不是评判而只是记载。这个史学传统似乎无容置疑，在人类数千年来存在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史学文本，都从不同方面确证了“事实”或“真实”对于历史研究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性。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历史事实是真实的呢”？（23）
    布洛赫在质疑兰克史学时也提出过相同的问题：“首先，什么是公正无私的历史？其次，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24）这样的质问是根本性的。如果历史学家还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物理实验室里通过超然于人的各种机器来忠实记录研究对象的所有细节时，历史学家就无法彻底摆脱这样的质问。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它注定无法提供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绝对事实或真实，历史的事实或真实犹如康德所设置的那个永远无法达到而可以不断切近的“物自体”。在历史只能唯一地由人来书写的前提下，历史领域中的“事实”总是由研究它们的历史学家来筛选、加工甚至被歪曲，他们个人的思想、观点、情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塑造着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和对历史事实的认定与评价，历史的真实是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思想和叙事之中。霍布斯鲍姆概括得很好：“历史编纂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如影随形。……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在永恒的外表下，作为客观的观察者和分析者置身于他的研究对象之外。我们都陷入到了我们时代和位置的设定之中”。（25）
    史学的语境由社会的现实的语境所制约的情况，决定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破产，并由此导致关于历史的各种不同说法，形成了诸如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斯·韦伯实际阐述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和后现代史学所倡导的“一切历史都不是历史”的历史观。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的对峙，使得对历史真实的认识更加扑朔迷离，在它们试图和实证主义史学划清界限的同时，却都普遍地汇入到了历史“文本化”的潮流之中。
    正是由于众多不同的历史观都指向了历史的精神尺度，都指向了历史的文本化，因此在后现代的史学视野里，历史学的不同冲突都不过是不同文本的冲突而已。如美国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仍然没有普遍公认的分析形式，没有可供交流发现的语言，也没有用来确立其发现之真理的概括化和证实技术”。（26）在他看来，历史根本不可能达到一种“包容一切的客观性”，历史总是藉由一种文本的形式出现，是一种“理解和挪用”，而这种理解和挪用又是通过以往诠释的沉淀层，受到以往和当前的方法论实践所发展出的解读习惯和分类方式的影响；历史中的“真实”要远远多于历史学家文本中的“真实”，历史无法摆脱历史学家的杜撰和想象。
    后现代史学在纵容精神分析学、文学想象、控制论、游戏理论对历史叙事的入侵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历史相对主义，虽然它明确否认这一点；但是，它的确开拓出如詹金斯所说的历史研究的新的问题意识，或者如艾文斯客观评价的那样，它“迫使历史学家前所未有地质疑他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在质疑中，让他们更具有自我批判精神”。（27）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真实和客观性的彻底解构，不过是对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文本化和叙事化现象的概括和利用而已，是对各种用不同的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认可和演绎。长期以来，当我们按照一种固定的历史叙事模式把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完全纳入欧洲的历史框架内来予以解释时，难道不就是对“文本历史”的佐证吗？一个仅仅是依据某种逻辑而描绘出来的具体历史图景又有什么真实性和客观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