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所写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被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看作是了解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主要参考著作，OECD秘书长安吉尔·古瑞认为麦迪森依靠这本著作而对该组织的影响“无法估量”。③就是在这本书中，麦迪森通过对中国自公元960年至2030年长达一千多年时间里的经济发展的综合表述而为读者描绘了这样的图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因为早在公元10世纪，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15世纪。在这段时间里，“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④直到19世纪初，中国和欧洲相比已处在历史衰退时期时，中国的GDP总量也比欧洲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⑤中国经济的真正衰退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在后来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它的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它的1/4。⑥这种似乎不可逆转的衰退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即被终止，在最近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又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按麦迪森的估计，到2015年，中国又将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麦迪森这份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在估计方法的选择、假设的建立、原始数据的质量和数据处理方式上，存在着如该书译者已指明的那些问题，但是，麦迪森比许多历史学家更具历史感的地方就在于，他揭开了中国历史上长期被人们熟视无睹的那些重要事实，更重要的是，他重新贯穿起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读了他的这份报告，历史学家必须思索的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和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时期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性？进而言之，中国当前的现实对于我们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究竟又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我认为，至少如下三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考虑的。
    第一，中国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从18世纪以来的经济衰退和西方在同时期进入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凭借着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中国和西方在制度上的历史差别意味着什么？
    第二，中国在近代以来的经济衰退和不能自主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事实，是否就是对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或“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的确证？如果是，那将如何解释中国在近代以前持续存在着的经济的增长以及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尤其将如何解释中国在当前世界格局中的现状和前景。
    第三，中国在30年内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否已经实现了和西方相同的制度条件，如果不是，那将如何解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否就是集中地体现在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上？这种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和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专制下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关联性？现代中国社会是否还是在历史规定的道路上运行？
    回答上述问题，必将涉及对中国历史上一系列根本问题的重新认识与评价，特别是将涉及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按照传统的也是权威的观点，中国在它进入近代的社会变迁以前，是和西方社会具有相同的社会性质，和西方社会处在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封建主义阶段，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中国是在西方社会率先进入资本主义之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社会状态，由是而产生了诸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中国明清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没有再茁壮成长”这样的疑问。这些疑问的提出者和思考者，显然没有更进一步地看到或不愿意承认中国是在和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中运行的基本历史事实；为解答这些疑问而出现的如汗牛充栋般的理论著述，如果在判断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这个前提上出现偏差的话，那还能指望产生什么样的科学结论？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对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现实对历史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重新研究和认识中国历史的出发点。“如今，中国可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昔日它曾经享此殊荣，那不过就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⑦对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所呈现出来的发展、衰退和复兴的惊人变化，历史学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二、比较史学视野中的中西历史差异
    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着重大的制度差异，并由这种制度差异决定着它们不同的社会发展和向现代转型的具体路径？这是中国历史学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中国史学体系是否能够科学建立的前提。按现行史学体系的普遍理解，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都是依据五种社会形态依次进化，都曾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虽然史学界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分歧，但这些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得出一个共同结论：中国在近代面临着向资本主义转变时仍然处在封建社会阶段，也即是处在和西方相同的历史阶段。把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完全置于封建主义的框架内来予以认识，导致了在历史理论上的一系列误区，因为“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根本不足以概括中国自秦以后的社会性质和发展。⑧
    社会性质是对一个社会处在何种状态和发展水平的总体概括，它是根据特定社会的生产力状况、社会关系的构成方式及其国家权力的配置方式而加以概括的，它是一个社会何以如此并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依据。社会性质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也决定着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基本方式。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制度差异及其不同的社会演化路径，就是由它们不同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美国的中国史学家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人们怎么区别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不同因素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他引用马克·艾尔文的著作《中国以往的模式》中的一个答复：“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是它的一种文明”。魏斐德对艾尔文把中国的统一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解释提出了批评，认为后者忽视了“统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或规范的概念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用强调中国文明化过程中的统一来解释建立在中国传统秩序中心的帝国，也似乎过于简单了。但他承认，对统一的强调起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中国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当把中国的长时间的统一和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所陷于的长期分裂相比较时，的确可以清楚看到这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重大差异。“统一是中华帝制历史的重要模式”。⑨
    魏斐德洞见了一个观察中国历史的重要线索，但中国何以长期统一，西方何以长期分裂，在魏氏的著作中我们没有看到更精辟的分析。在一个广大的疆域内将多民族多实体统一在一个国家内，显然要远远难于将其分而治之，只有超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统一和分裂，一定是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不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