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40页。
    ②参阅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2—124页。
    ③参阅OECD秘书长安吉尔·古瑞为该书所写的序言（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伍晓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④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概括与结论”，第1页。
    ⑤参阅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表2.1，第36页。
    ⑥参阅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第4页。
    ⑦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序言”，第1页。
    ⑧值得注意的是，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按“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来划分中国历史，试图回避用“封建主义”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性质，一个按纯粹时间顺序构建起来的历史编年体成为史学叙事的新模式。在这种编年体的史学叙事中，中国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形态的界线不见了，不同的社会转型对于历史分期的重要性被掩盖了，它无法回答中国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独特性问题。
    ⑨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上卷（梁禾主编），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⑩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1页。
    （11）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第700页。
    （12）关于欧洲封建主义的典型特征以及和中国西周时代的封建主义的比较，我在我撰写的长篇论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中已有详细论述，可参阅。本文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许多具体论述在该文也有广泛涉及，有重复处也就不再展开，本文更侧重于对封建主义后果即分裂和国家权力衰退现象作一种比较史学的观察。《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8年第2期（有删节），《文史哲》2008年第4期（全文）。
    （13）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第30页。
    （14）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15）参阅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8页。
    （16）对秦以后至晚清期间的中国社会性质以何种概念予以界定，目前已有多种说法，如“大一统政府社会”（钱穆）、“帝国时代”（黄仁宇）、“皇权时代”（冯天瑜）、“大一统帝国时代”（王家范）等，这些说法侧重点虽然不同，但都和主流的“封建说”划清了界限，都明确指出了中央集权专制在中国秦以后的历史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因此，以何种概念能更准确地概括中央集权专制社会的性质，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我倾向于把秦以后的中国社会简称为“帝制时代”或“帝国时代”，规范的概括是“中央集权专制社会”。
    （17）霍布斯鲍姆：《史学家》，马俊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4页。
    （18）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46页。
    （19）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0）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12页。
    （21）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
    （23）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