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时代，它彻底打破了各民族国家以往互相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原先被置于遥远的历史时空中的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人文环境乃至风俗习惯，不可避免地陷于剧烈的碰撞和冲突中。这种变化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由于民族的流动和迁徙所形成的文明版图的变动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西方资本主义是以先进文明传播者的身份，以无与伦比的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用暴力和各种商业的方式，力图将整个世界纳入其殖民体系中，按西方的社会模式来改造或同化那些文明的“他者”。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陷于的历史上最深刻的制度危机和制度挑战，正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结果。当它被强行地纳入西方的殖民体系和世界市场的结构中时，它也就同时被纳入到一个制度比较和文明比较的谱系中：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落后和先进、边缘和中心，共同构成了新的历史二元论，即一个没有历史的东方和一个充满历史首创精神的西方的对峙，制度优劣的价值关系和价值评判成为把握历史的一个新的维度。在这样的一种价值关系中，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性自然被培养起来。面对西方巨大的技术和军事优势，历史的视野最后必定是投向造成这些优势的制度原因，一个关于西方的制度神话和有关这个神话的各种民族版本必然会影响到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和评价。中国历史的自我否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中国的历史意识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丧失的，对资本主义又恨又爱的历史情结从此就开始缠绕上几乎所有的历史问题，诸如中国史学界长期陷于纷争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又有哪一个问题最后都不是指向了一个相同的历史判断：中国必须和资本主义发生关系。即使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结局，历史的叙述也仍然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进化的叙事模式来进行的，似乎中国离开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中国后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依据就无从谈起。
    无可否认，中国在近代以来陷入了持续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分裂状态，中央集权体制的专制本性及其内在的制度弊端日趋暴露出来，它日趋无法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各种资源的整合，尤其是无法适应世界上已经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改变中央集权专制的制度模式，按现代性的制度构成及其道德尺度，寻求和确立一个适合中国实际情况和历史特点的新的制度安排，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主流。晚清帝国的崩溃和共和制度的建立，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开端，20世纪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变革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现代化——而展开的，按西方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个目标，似乎就是一个“应然”的选择。但是，中国在现代性社会变迁中面临着多种历史选择时，最后并没有像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走上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解决现代性问题。这种方式的独特性就在于，在最大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的情况下，传统体制中的国家因素依然被保留下来，构成了新的制度配置的一个初始条件，其作用没有被削弱反而在新的制度安排中被有效放大，成为中国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也依然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尺度来运行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把基于欧洲经验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共同置于对中国的历史观察，是导致中国史学丧失自我历史意识的根源所在。
    全球化的确前所未有地开创出各种不同文明互相冲突和互相交融的历史格局，普遍的超民族认同正在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取代民族国家内的特殊的民族认同，人类对生存环境和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日趋形成必要的价值共识。但是，普遍主义的历史构成并没有消灭反而日益彰显出每一个特定民族所创造的历史的特殊价值。在全球范围演进的趋同性制度安排，远不会演化成以单边主义为主导的并凌驾于民族国家制度之上的单一和均质的状态，它更应体现为一种复杂的国际结构，以竞争和互补的方式相互作用。正是制度的多样性使得世界经济在抵御各种意外冲击和面临新的挑战时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它将共同提高人类在日趋变化的环境里作出创新性适应的能力。一如格雷夫所概括的：“由于制度的发展是非决定性的，所以不存在唯一的制度史。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种制度史。研究这些制度史将完善我们对不同发展路径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评价不同的制度形式、决定制度的力量以及利用制度的方式。”（40）
    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正是人类文明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结束语
    公元1500年被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个世纪开始，一个新的欧洲从其封建主义的母胎中挣扎而出，开创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新纪元，而中国则背负着巨大的历史遗产进入了一个持续缓慢的衰退时期，最终在20世纪的前夜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帝国时代的总崩溃。在这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殖民扩张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革命，确立了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并深刻地影响着非欧洲国家的社会变迁。资本主义的历史首创精神——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就在于它在历史上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时代，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在拿破仑取得1806年耶拿战役的伟大胜利后就即可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的确极大地扩大了它的政治版图和势力范围，以致“西方”成为“欧洲”的代名词也成为文明的一种象征。在通过诸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帝国直至在新的世纪赫然出现的单边主义霸权，西方中心主义似乎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胜利。这使得许多西方人有理由相信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下述言论：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41）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和政治信念，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期待建立起如科耶夫和福山等人所想象的“普遍均质的国家”，在西方的社会模式中构造起一个普世化的文明，最后完成从黑格尔时代以来一直梦寐以求并在每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被反复重温的关于“历史终结”的预言。但是，正如那些具有更清醒的历史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的西方学者们所看到的那样，把人类复杂无比的历史统一在西方的模式中或其他任何模式中无疑都是梦想，要把这样的梦想强行付诸现实那不啻是人类文明的灾难。亨廷顿就曾告诫西方的读者：“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42）很显然，在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中，由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社会革命和各种经济的方式所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并不必然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完成的，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凭借着不同的历史条件，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们也必将选择不同的社会变迁的方式，达到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如同西方国家在它们完成资本主义演变时承接着从古希腊罗马直至中世纪的所有历史遗产一样，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在它们向现代性社会的演进中也必定将它们与生俱来的历史传统带入新的时代。它们都无法和自己的历史决裂，它们只能在历史规定的前提下续写未来的历史。在人类普遍面临着由制度、文明、宗教和意识形态诸种差异所引发的剧烈冲突时，要避免人类共同毁灭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充分地尊重、允许和保持所有民族国家在它们各自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独特性。正是这些历史的独特性构成了人类文明大河的源泉，也构成了历史学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