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公共史学运动兴起的背景，我们也许能够理解公共史学遭遇的困惑。公共史学与新社会史学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而新社会史在某种意义上则是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挑战正统权威、正统秩序的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权利革命等——的产物。这些运动极大地冲击了美国社会旧的权力体制，促成了一批新的历史学科——包括非裔美国人历史、女性主义历史、族裔史、新文化史等——在史学界的兴起。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在法律上的）废除以及“平权”政策的实施，使得来自弱势群体的新历史学家得以加入专业历史学家的队伍，并在20世纪70-80年代异军突起，逐渐成为新社会史学的主力。相当一批专业公共历史学家（或竭力推动公共史学的专业历史学家）主要来自这股新的力量。（35）
    20世纪末历史学回归公共领域，或者说历史学家回归公共领域，可以说成为公共史学运动新的灵魂。公共史学运动因而发动了一场具有双重意义的挑战，一种挑战是针对国家公共领域中那些崇尚传统史观、力图维护传统秩序的保守主义势力及其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支持者，另一种挑战则是针对史学界内部的传统势力。这是一场界限和立场并非能够绝对清楚地加以区分的斗争。
    第一类挑战在1994年达到高潮。当年围绕如何展出投放第一颗原子弹的飞机Enola Gay的问题，美国展开了一场影响颇大的辩论。负责筹划展览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原本打算在展出飞机的同时，也展出一些原子弹爆炸后带给日本人民的伤害的内容，包括受害者的照片等。但这个设想立刻遭到二战老兵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加进这些内容，会使参观展览的人对美军的行为产生质疑，为此他们组织起强大的游说活动。美国国会为此通过决议，宣称当年以投放原子弹的方式来结束战争是必要的举动，为带来“一个具有仁慈心的结局”起了重要的作用。（36）迫于来自政府和二战老兵的压力，博物馆只好修订了原初的展览计划，仅展出了飞机，而对整个事件在当时和后来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则保持沉默。（37）
    但同年发生的围绕《全国中小学历史教学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辩论则将历史解释权的归属问题带入美国政治漩涡的中心。这部由专业历史学家起草的《标准》吸收了“新美国史”（New American History）——即以新社会史为基础的美国史学研究——的许多成果和内容，对传统的以白人历史为主、以宣扬崇美主义为主的传统美国史观进行了大量革新，结果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大不满。保守派声称，《标准》歪曲了美国历史的本来面目，过分渲染了美国历史上的阴暗面，诋毁了美国历史的光荣传统。支持《标准》的人则认为，《标准》如实地反映了美国历史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尤其反映了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的经历，在史实、选题、教学方法和教材建议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对培养美国中小学生的美国史观以及接受和适应多元化美国社会的能力十分重要。这场辩论同样惊动了政界，参议院甚至于1995年1月通过决议，对《标准》予以谴责，并威胁要停止对起草单位的拨款（《标准》的起草是由美国人文基金会资助）。虽然负责编写《标准》的历史学家最终同意进行修改，但批评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因此而停息。（38）
    这场辩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深层次分歧。就《标准》的辩论而言，反对《标准》的人指责《标准》无视美国的光荣传统和辉煌成就，很少提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美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认为，没有西欧民族的政治思想与传统所奠定的基础，没有类似华盛顿、杰斐逊、爱迪生这样英雄人物的贡献，美国不可能有今日的伟大。支持《标准》的人则认为，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积累和完善的过程，不同的种族和群体在分享所谓“美国梦”时曾经是极度的不公平，而正是因为不同群体利用美国政治思想中的“自由”和“民主”思想，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才使美国历史上的极度不公正得以矫正，美国思想和体制才增添了更富有活力的新内容，传统的美国精神才可以不断地获得新生，并为过去受到歧视的群体所接受和欣赏。（39）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美国历史观。其实，支持《标准》的人并非是在诋毁美国的传统，相反，他们试图把依据新美国史学所建构的历史观传递给美国民众，帮助他们准确地认识美国的过去，为迎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做好准备。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交锋，因为它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谁书写的历史能够进入公共教育体制、并作为公共领域的知识传播到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大众。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如格拉斯伯格所说，公共史学所代表的不仅是关于历史的看法，也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它代表的思想涉及“公共”概念本身的定义，涉及“一个政治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40）
    并非所有的公共历史学家都赞同左翼历史学家的新社会史观。事实上，上文提到的关于美国历史的两次争论中，历史学家的立场并不一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认为，公共历史学家往往因为其工作的环境和性质，很难坚持史学家的立场，不得不屈从压力，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帮助渲染旧史观，构建传统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神话，制造美国的“国民宗教”（civil religion）。（41）专业史学界的批评隐含了一种担忧，即公共史学不可能坚持其史学立场，无法坚守史学研究客观和中立的底线。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皮特·诺瓦克（Peter Novick）在他那部影响巨大的讨论美国史学史的著作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认为公共史学所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应读作“受特殊利益驱使的历史学”），它以一种学术的形式包装自己，追求一种看似公正的史学理想。然而事实上，公共史学所从事的研究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私有的历史”（private history）。公共史学家收集材料，为政府部门或大公司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实际上并不能参与决策的过程。即便在博物馆和历史遗址工作的历史学家，也必然考虑普通参观者的感情、口味和知识能力。公共史学家缺乏专业历史学家的学术自由，缺乏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系统性和连贯性以及专注而单纯的学术氛围。（42）诺瓦克注意到，虽然美国历史学会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都接受了公共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领域，承认公共历史学家是历史学家队伍的一部分，但这不过是出于“专业上的礼貌”，而实际上对公共史学的学术性（learnedness）都持有保留态度。（43）
    对于公共史学运动的倡导者来说，公共史学的目的不仅是让历史回归到公共领域和公众生活中，而且要让“公众”（the public）参与到历史的解释中来，赋予他们解释历史和发出声音的机会。公共史学的积极倡导者、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弗莱希（Michael Frisch）认为，公共史学所代表的是一种“重新界定和重新分配智识权威”的运动，它将历史研究和历史传播的权力分散开来，避免其成为“一种仅供掌控权力和等级所使用的工具”。（44）公共史学不仅要把新的历史知识带给大众，同时还需要挑战历史学界内部对公共史学的“歧视”和不信任。在一些左翼历史学家看来，普通人民创造了历史，但他们并不能从公共领域中获得自己的历史，而专业历史学家又垄断了历史研究和历史解释的权力，即便是研究劳工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没有途径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大众社会广泛分享。许多新史学的实践者一直希望推倒两道墙：“那些将人民与他们的历史分离开来的”和“那些将研究历史的人与曾亲历历史的人分割开来”的墙。（45）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他们不能继续躲在象牙塔里自成一统，而必须走向社会，承担起构建新的公民信仰的社会责任。
    关于史学解释权的讨论隐含着公共历史学家和新社会史学家对美国史学界近百年来实施的“专业化工程”（professionalization project）的猛烈批判。这个所谓的工程始自20世纪初，以建立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专业化为目标，将史学研究与史学写作逐步改造成为一种为专业历史学家所垄断的知识产业。1884年建立的美国历史学会原本是一个同时容纳专业和业余历史学家的组织，在早期（1890-1910）的会员中，大学教授只占1/4，其他成员则包括了来自各地历史学会的负责人和自学成才的业余历史学家，甚至连西奥多·罗斯福也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20世纪20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学会主席都拥有博士学位。历史学界的旗舰刊物《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也只发表那些使用了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以追求“客观性”为目标的作品。（46）史学打着“科学”的旗号，夹带着想象与虚构，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专业历史学家的垄断行业，唯有取得同等资格的人，方可进入这一领域。而该领域的规范则由专业历史学家自己拟定，并作为衡量学术地位和学术荣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酬劳）的评判标准。用米哈尔·瑟度（Michel de Certeau）的话来说，史学家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地方（大学）、一种分析过程（史学专业）和一种文本（史学话语），以此来生产乃至垄断史学知识，（47）通过垄断知识生产过程而建立起专业历史学家的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