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朝鲜民众的对日补偿要求
    朝鲜半岛获得解放以后，在南朝鲜美军占领区，以急速发展起来的工会为中心，从1945年9月开始，在汉城、仁川、木浦、江原道、釜山、南原、 群山等地相继出现了夺取日本经营者的经营权，要求补发未支付工资、奖金、退职金及各种津贴等的运动。（注：森田芳夫，长田佳奈子编《朝鲜终战记录--资料篇（第一卷）·〈日本统治的结束〉》，第382-384页；《（第二卷）·〈南朝鲜地区〔日本人〕的遣返与日本人世话会〉》岩南堂书店，1980年，第230-270页。）在南朝鲜地区，工人要求补偿的运动成为“这时期在38度线以南地区经常发生的两种骚乱（disturbance）之一”。（注：HQ, USAFIKG-2 Periodic report, 3 November 1945，另一种“骚乱”是几种政治势力因争夺政治权力而产生的骚乱。见HQ, USAFIKG-2 Periodic report, 13 September 1945; 2 October 1945; 6 October 1945; 20 October 1945; 27 October 1945; 13 November 1945; 14 November 1945; 21 Novembe 1945; 24 November 1945; 28 November 1945。）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日本返回南朝鲜的朝鲜人，也向“日本企业主或‘日本人世话会’提出了庞大的补偿要求”。（注：HQ, USAFIK G-2 Periodic report, 6 October 1945; 26 October;“日本人世话会”：是战后初期，保护和帮助在南朝鲜的日本人遣返日本而形成的民间自发组织。“世话”即“帮助”、“援助”、“照顾”、“保护”等多种意思，汉语无特别对等的词汇。）“在仁川，回国的劳动者约3千人向仁川府尹提出了强烈的救济要求”，“朝鲜人方面的‘被征用者援护会’认为，这个责任必须由日本政府来承担，并认为，在仁川居住的日本人也应该承担部分义务。从而也向仁川‘日本人世话会’提出了〔补偿〕要求”。在群山，1945年9月中旬，“近千名朝鲜人突然包围群山府厅，向井上府尹提出了举行面谈的要求。从群山前往日本服劳役的1803名劳务人员，述说在日本遭受的冷酷待遇，要求对死者每人赔偿2万日元，伤残者每人赔偿1.5万日元，回国者每人赔偿1万日元，然后每人按月每个月再赔偿3千日元。其要求赔偿的受害赔偿金总额达540万日元”。（注：森田芳夫著《朝鲜终战记录--美、苏两国军队的进驻与日本人的遣返》岩南堂书店，1964年，第309-312页。）
    上述南朝鲜民众要求补偿的运动，从本质上看，是在战后初期权力真空下，民众的主导权极度扩大时期爆发的劳动运动的一种形式。它反映了每一个朝鲜劳动者，要求日本及日本人对殖民统治下的自己劳动进行补偿，要求保障生活权力的愿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南朝鲜民众要求补偿的运动，却被看作是单纯的朝鲜人对日本殖民统治下所受之不公正待遇与歧视的反弹，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前或被日本强制移民，或迫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迫害，在国外过流民生活的朝鲜人，纷纷从日本、“满洲（中国东北）”及亚洲其他各地回国。根据南朝鲜美军军政厅的统计，1945年10月到1947年12月，从国外返回南朝鲜的朝鲜人中，从日本回国者约为111万人，从“满洲”回国者为30万人，从中国其他各地回国者为7万人，从其他亚洲各地回国者为3万人。（注：朝鲜银行调查部编发《朝鲜经济年报》，1948年版，第111-119页。）要求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朝鲜人所受的战争损害进行赔偿的运动，正是以这一部分朝鲜人为中心开始活跃起来的。
    例如，由“太平洋战争时期被征兵、征用，在太平洋各地区被强行驱使的同胞组成”的“太平洋同志会”；（注：《朝鲜日报》1948年1月27日。该会顾问有过渡政府商务部长吴祯洙、保健厚生部长李容卨、警务部长赵炳玉，但实际展开活动的是李壬成等被征用过的民众。）由“在太平洋战争中，以征兵、征用、志愿兵、学徒兵及以其他各种名目出动过程中死亡的人及8·15解放以后未归还者”遗属组成的“中日、太平洋战争遗族同仁会”；（注：[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汉城市临时人民委员会文化宣传部编《政党社会团体登录缀》，社团法人·韩国安保教育协会1989年影印本，第458页。该会委员长是金康铉、委员金圭璜、闵完植。）“为救出，在桦太等地陷入悲惨处境的5万名同胞”而组成的“桦太、千岛在留同胞救出委员会”（注：《京乡新闻》1947年11月8日。该会顾问有吴世昌，会长李克鲁，委员长金甲山。）等，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补偿的运动及资料的收集、调查，遗骨引渡、在留同胞救出等工作。
    在这时期南朝鲜方面的赔偿要求动向中，值得关注的是南朝鲜经济界的动向。1946年5月，在鲍利（E. Pauley）访问南朝鲜之际，南朝鲜商工会议所向鲍利提出了“有关对日索赔要求的请愿书”。在该“请愿书”中，南朝鲜经济界第一次把“对日索赔要求”与朝鲜的经济复兴问题结合起来，称：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朝鲜的产业与经济界陷于混乱与麻痹状态”，“朝鲜经济的重建，如果缺少对那些被搜刮之财富的返还与对遭受破坏之经济的某种补偿或赔偿，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注：大韩商工会议所编《大韩商工会议所三年史》大韩商工会议所，1949年版，第68-75页。）
    南朝鲜各民众团体自发地要求日本赔偿的运动，积极配合美国军政厅战争受害调查的行为，组织战争受害者团体向韩国国会提出请愿，要求对战争受害进行补偿的活动等，是南朝鲜民众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过程中提出的合理的民主主义的要求。但是，在东西冷战激化、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转变等形势下，“反共”成为美国占领当局优先考虑的对象，南朝鲜民众的上述民主主义要求却遭到了种种压制。要求日本进行补偿、赔偿的运动很快陷入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