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韩国政府后来提出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修订的15日元兑换1美元汇率计算，韩国的上述对日索赔金额超过20亿美元。（注：李元德：“日韩请求权交涉过程（1951年～1962年）的分析”，法政大学《法学志林》1995年11月号。）
    1952年2月15日举行的第一次日韩会谈中，韩国向日本提出了包含上述《对日索赔要求调查报告》中绝大多数内容的《韩日之间的财产及请求权协定纲要案》。（注：外务部政务局编发《韩日会谈略记》（极秘），1955年，第377-378页，日本国会图书馆藏。）韩方提出的“纲要案”与《对日索赔要求调查报告》相比较，由于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韩国的对日“索赔”要求有了很大的后退。
    首先，韩国的对日“索赔”要求从“赔偿”转变成了“请求权”。其次，“纲要案”中，韩方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请求”金额。再次，《对日索赔要求调查报告》第三部中的“因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造成的人员及物质损失”，在“纲要案”第5项中以“被征用韩国人未领受之资金及其他请求权”的形式出现，有了大幅度的削减。第四，在“纲要案”中，韩方删除了《对日索赔要求调查报告》中的第四部分“日本政府低价收刮造成的损害”。也就是说，和《对日索赔要求调查报告》相比，“纲要案”更强调了基于确切根据的现物“归还”及损失“补偿”。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要求，日方不仅没有接受韩方的“纲要案”，反而对日本人遗留在韩国的财产提出了请求权主张--即向韩方提出了“逆财产请求权”主张。
    由于韩国方面的强烈反弹，日方虽然最终在第四次日韩会谈中收回了“逆财产请求权”主张，但是在此后的会谈中，日方采取纠缠技术性问题，要求缺乏更多可靠资料的韩国进一步提供更详细的相关资料的手段和策略，逼迫韩国不断做出让步，最终迫使韩国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以“经济援助”的模式“一揽子”解决日韩之间请求权问题的方案。
    1965年6月22日， 同《日韩基本条约》一起签订的《请求权及经济合作协定》规定：日本分十年向韩国无偿提供相当于3亿美元的“日本国产品及劳务”；分十年向韩国提供相当于2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 用于韩国从日本购买所需之“日本国产品及劳务”；从而“完全且彻底解决了两国及两国人民（包括法人）之间存在的财产请求权问题”。（注：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主要文书·年表（2）1961～1970》原书房，1984年2月，第584～585页。）
    五、结束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人民从其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日起即向日本政府、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及日本人，提出了对殖民统治期间及战争期间对朝鲜及朝鲜人民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或赔偿要求。但由于受冷战及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影响，韩国的对日索赔要求逐渐后退，从一开始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赔偿要求，后退为“为了恢复因暴力与贪欲而造成的损失与受害必然使其履行的义务”或补偿，进而又后退到“为挽回和恢复所蒙受的牺牲而提出的公正的、理性的合理要求”范围之内。
    从以上的南朝鲜民众、南朝鲜过渡政府、韩国政府的“对日索赔要求”的演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国及韩国民众的对日索赔要求，虽然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特别是美国对日索赔政策的变化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总的来说，韩国及韩国人不仅坚持否定日本对朝鲜的36年殖民统治，而且还强烈要求日本，赔偿因其殖民统治及对外侵略战争而对殖民地朝鲜所造成的损失。
    在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损失赔偿问题上日韩两国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伴随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演变，围绕战后处理问题，日本方面为使战后各个方面的处理“不妨碍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与重建”；（注：外务省编《初期对日占领政策--朝海浩一郎（上）》每日新闻社，1978年，第14页。）新生的韩国则为使韩国能够从过去日本殖民统治的破坏及战争的损失中得到“恢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这种对立实质上是两国国家利益的对立，它对日后的两国会谈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