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旨意，1950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与宣传和心理战关系密切的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是1950年3月9日的NSC 59/1号文件[2] PD00160，杜鲁门总统在第二天，并指示美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国务卿的协调下付诸实施③，这份题为“对外信息宣传项目和心理战计划”的决策文件明确了公开的心理战主要由国务院协调指挥的原则，同时NSC 4、NSC 43号文件宣布失效；第二份是1950年4月4日颁发的NSC 66号文件，这份题为“在信息宣传和研究和发展领域支持美国之音”的国务院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题报告，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专题中最为细微的一个，它体现了“美国之音”在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份是1950年4月14日的NSC 68号文件，这份被称之为“美国全球冷战蓝图”的以国务院保罗·尼采等对苏强硬派为首起草，其出发点是一种分析假设：即苏联领导人要“大力扩大他们的权力，直到最后消灭反对他们权力的一切有生力量……为此目的，苏联努力的目标是要统治欧亚两洲的大片陆地”[5]。
    NSC 68号文件除了提出要研制氢弹、扩充军队、增加税收、巩固联盟以外，还正式提出了要反击苏联方面进行的心理宣传的攻势。从内部破坏“苏联的集权制度”使“俄国人民在这个事业中成为我们的朋友”[5]。
    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2月还任命了一位重要的官员主持国务院对外宣传。这就是前《新闻周刊》（News Week）编辑、二战期间心理战专家巴雷特。由他出任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雷特主张美国应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宣传攻势。杜鲁门总统接受了巴雷特的建议，决定发动一场名为“真理运动”的攻势。
    1950年4月20日，杜鲁门有意选择在曾对美国的海外宣传项目持公开批评态度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集会上发表了启动“真理运动”的演说。杜鲁门在演说中称“冷战是与共产主义作斗争”，如果美国“在这场斗争中失败，我们将会失去人心”[6]。杜鲁门强调说：“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真实的形象，而不是像苏联宣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连同自由世界各国人民在一场伟大的、持续的宣传运动中提升我们自由的理想，以反击苏联奴役的宣传。我们必须在一场伟大的真理运动中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7] 303“真理运动”是杜鲁门在1950年初对苏联共产主义展开的一场全面宣传攻势，被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计划”[8] 90。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杜鲁门政府更加紧张，认为这是苏联集团发动世界大战的前兆，故除在全球加强军事部署外，还更加紧了对苏联集团的心理战计划准备。美国国会也给予美国的海外心理宣传运动以史无前例的支持，一次性追加拨款7790万美元[9] 317，用于“美国之音”广播、分发印刷品和出版物、播放电影、组织文化交流等。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一份长达50多页的名为“国家心理战计划”的NSC 74号文件[2] PD00200，归纳概括了NSC 10/2号文件和NSC 59/1号文件内容，更为详细地提出了美国国家心理战的全面计划。对心理战的目标、任务和理论、心理战实施的地区和国家、心理战组织领导机构等进行了认真的规划和准备。1950年9月21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68/1号文件中，美国还规定了未来5年（1951-1955），包括富布赖特学者交换项目在内的总数为7.55亿美元的对外信息宣传计划的拨款，共对全球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2] PD00178。美国全球心理宣传战计划全面展开。
    二
    由于“美国之音”在美国的全球心理宣传战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美国国务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杜鲁门总统都十分重视如何使“美国之音”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然而，从1949年开始，“美国之音”在全球的广播遭到了苏联干扰台的全面干扰。为此，杜鲁门在1949年末就指示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干扰“美国之音”广播进行情报评估。1950年1月20日，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份名为“苏联干扰‘美国之音’的历史发展”报告，指出“自1946年苏联干扰‘美国之音’西班牙语广播以来，到1949年4月，已成为一场世界范围行动，干扰不仅限于位于欧洲的‘美国之音’广播，而且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美国之音’广播”[1] CK3100296108。1950年4月4日，美国国家委员会也专门出台了支持美国之音战胜苏联干扰的NSC 66号文件。文件最后提出：要建立一个专门人才小组来研究和考虑一个方案来对付苏联对“美国之音”的干扰，这个小组的主席由国务院委派，其成员包括国防部、联邦通信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2] PD00170。
    国务卿艾奇逊将任务交给了由杜鲁门亲自提名的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负责这项重要工作。韦布打电话给时任军方智囊团“研究和发展委员会”（RDB）主任、无线电工程师劳埃德·贝克纳，请求帮助。贝克纳是一位项目管理专家，他向韦布建议邀请一些美国知名大学的技术专家和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家教授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在贝克纳的提议下，韦布在7月31日首先邀请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詹姆斯·基利安和人文学院院长约翰·伯查德到国务院共进午餐。请他们来商议寻找解决苏联干扰“美国之音”问题的方案[10]。基利安8月7日给韦布的回信称，麻省理工学院愿意去研究解决国务院所关心的问题，并强调说麻省理工学院在战后初期有过承担此类研究项目成功的经历④，会对国务院有全面的合作与支持。基利安还选定伯查德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伯查德在二战期间曾是军方智囊团RDB的负责人之一，具有管理项目研究组的丰富经验。8月16日，韦布给基利安回信，同意以麻省理工学院专家为主成立一个专门的项目组，并承诺国务院会非常重视该项目组的组成和研究成果[11] 393-407。
    考虑到麻省理工在研究领域方面的限制，基利安又去哈佛大学寻找适合这个研究项目的人选。哈佛大学主管教务的负责人保罗·巴克表示哈佛大学将全力支持。所有被挑选人选都将从他们目前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任务中脱离。到1950年10月末，项目组组成人员已经就绪，集合在麻省理工学院曾为哈特韦尔（Hartwell）研究项目而设立的办公地点，项目组全职人员共22名：项目组总负责人伯查德（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项目组执行主任爱德华·珀塞尔（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和电气专家、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实验室资深专家、海军哈特韦尔项目主持人之一）、克莱德·克拉克洪（哈佛大学人类学家、麦克阿瑟将军和军队RDB人类资源委员会顾问、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达纳·贝利（国家标准局无线电工程师）、亚历克斯·贝弗拉斯（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劳埃德·贝克纳（华盛顿卡内基学院物理学家、军方智囊团RDB主任）、杰罗姆·布鲁纳（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多伊奇（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弗朗西丝·弗里德曼（麻省理工学院和核发展协会物理学家）、希尔（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唐纳德·马奎斯（密执安大学心理学家）、伯纳姆·凯利（麻省理工学院法律和城市规划专家）、马克斯·米利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尔廷·莫里森（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罗伯特·莫里森（洛克菲勒基金会物理学家）、约翰·马礼逊（马里兰大学地理学家）、约翰·皮尔斯（贝尔试验室工程师）、温菲尔德·索尔兹伯里（柯林斯无线电公司音响工程师）、汉斯·斯皮尔（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部长、政治学家）、默尔·图夫（华盛顿卡耐基学院物理学家）、杰罗姆·威斯纳（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师）、罗伯特·沃尔夫（哈佛大学历史学家）[2] PD00181[11] PP393-407。这些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集中在一起，用美国广播学会主席、美国早期的国际信息咨询委员会主席贾斯廷·米勒的话来说就是“把美国最优秀的大脑都集中起来，去解决令人烦恼的问题，即如何把事实真相传递到‘铁幕’中去”[11]。项目代号为“特洛伊计划”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