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反贪手段以严酷著称，但是明朝早、中、后期的几位大贪官，其劣迹仍是令人触目惊心。英宗时大宦官王振，专权达七年之久，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还走私军用物资。明景帝“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无算”[10]。嘉靖皇帝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被抄家，物资清单上记载：黄金13171两6钱5分，纯金器皿3185件，重11033两3钱1分，金嵌珠宝器皿共367件，重1802两7钱2分，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达3201轴卷册等[11]。明朝末期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勾结熹宗皇帝的乳母客氏，左右朝廷，招权纳贿，盗窃库藏。后被崇祯皇帝扳倒，抄家追赃，仅银元宝就达七百万锭之多[12]。
    明朝还有一个奇特现象，就是那些主张改革弊政、严惩贪污的改革派，自身也有贪污劣迹。他们一面高喊反贪，一面自己却在贪污。例如，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较有远见的改革派，但自身问题也不少。内阁首辅徐阶“大治产业，黩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其子揽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熏灼于天下”[13]。徐阶罢官回乡后，在苏松地区侵占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佃户数万人。他每年仅在华亭一地就收租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14]。高拱“初持清操，后其门生、亲串颇以贿闻”，他还曾经把世宗西苑里的器具窃出[15]。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竟将其府第占为已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人为了巴结他，动用公款为他营造私第，他竟不辞而受。据史载，张居正自守孝夺情重返政坛后，以权谋私变本加厉，“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16]。张居正不仅受贿，而且行贿。从其行贿之大，可知其受贿之多。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为感谢这位恩人，并巩固自己的权位，张居正让其子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它珍玩尤多”[17]。而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仅有田数十亩，是不可能有金银的，按照明史专家王春瑜推算，张居正当了内阁首辅后，虽然官居一品，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哪怕将他一生的官俸加在一起，总和也只能折银两万余两。毫无疑问，他送给冯保如此多的金银财宝，决非正道而来[18]。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时，查出家产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17]。
    明朝末代号称“节俭”的崇祯皇帝，仍然养宫女近九千人，宦官增至万人，每年仅宫内脂粉费耗银就达四十万两，鞋料费五万两[19]。
    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为了庆贺自己的六十大寿，竟然在外患日蹙的情况下，挪用海军造军舰的八百万两银子，重建颐和园，从而导致后来甲午海战、抗击八国联军等一系列战事的失败。
    君主在性方面的特权，尤为突出。据记载，周代王者除立后外，还设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秦朝增至七个级别，到汉武帝则增至十个级别，到汉元帝时再增为十五个级别。多数君主淫逸无度，除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广选天下美女以充后宫，致使后宫佳丽，成千上万。晋武帝称帝后不久，再次下诏广选天下美女入宫，供其淫乐。灭掉吴国之后，又将吴主孙皓的五千宫女悉数并入自己的后宫，致使他的宫女多达万人。晋武帝每次退朝至后宫，竟不知所适，便乘羊车任意游荡，羊车停在哪里，就在那里宴饮就寝。聪明的宫女设法用盐水和新鲜的竹叶引诱羊车，以求得到君主的宠幸。隋炀帝时，后宫美女竟达四万多人。武则天做了皇帝后，在占有男宠方面，也要与男皇帝比高低，以至养有男宠多名，以求得心理之平衡。
    南宋大臣杨万里审视官场的腐败后得出结论：“驭吏之难，莫难于禁赃吏……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20]杨万里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官僚体制是腐败的，却要求各级官吏做到清廉，是不可能的；以君主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贪污腐化，挥霍无度，却要求中下层官吏做到清廉，同样不可能。因此，吏治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坏下去，愈到后来，愈呈加速之势，不但贪污受贿，而且敲诈勒索，由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到肆无忌惮、明火执仗，一旦发展到民众不能忍受的那一天，动乱也就必然出现。
    二、需要人才与人才受压抑的矛盾，需要任贤使能与任人唯亲的矛盾
    要治理好国家，无疑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人才兴，国家兴。即便有完善的法律，还得靠各级官吏去执行。社会本不缺少人才，民众中有很多可造之才、可用之才，“人皆可以为尧、舜”[21]，但是专制制度下的官僚体制压抑了人才。自从产生国家以后，禅让改为世袭，权力的分割、国家的治理，完全是皇室一家一族之事，他人不得染指。君主偶尔选择几个贤才，也不过是作为辅佐之臣，参谋参谋，顾问顾问，仅此而已。一般来说，平民进不了统治者的圈子。夏朝自启以后，至商周均实行世卿制。世卿制是建筑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制度，其特点是：官员由王任命，官职世代相袭。诸侯国的官员由诸侯国君任命，官职世袭。公卿大夫死后，嫡长子继承其爵位、官职、采邑。各级官位被大小贵族世袭垄断，大夫以上的官员，基本上不存在选拔问题，先天的血缘关系已经决定。世卿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了冲击和否定。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和征辟，与考试相结合，伴以比较严格的选举法令，如果政治清明，政府还是可以选拔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汉武帝正式确立察举制，在他统治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有所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科学家和文学家。毫无疑问，这种选官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宰相公孙弘、政治家晁错、思想家董仲舒，都是通过察举脱颖而出的。但是，到东汉后期就变形了，走样了，在荐主与被荐人之间形成一种名为“门生故吏”的特殊政治关系。被荐人靠走权贵的门路爬上去，爬上去后再对荐主报恩。于是培植私人势力成为目的，至于所荐者是否真是人才则不管了。因而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2］的现象。到了魏晋时期，随着士族势力的兴起，出现了门阀士族政治。曹丕正式称帝后，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官人之法”（即“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置由“著姓士族”担任的大、小中正官员，掌管选举，评定品级，作为政府选拔官吏的根据。名义上是以德才为标准，但因评判权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官场用人门阀化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趋势。“九品中正制”从法律上肯定了世家豪族凭借门第世代为官的特权。所谓“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氏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23]。其结果只能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4]，“平流进取，坐至公卿”[25]。只要门第高，即使畏马如虎的人也可以当将军，把笔难以成文的人也可以做宰相。例如，孙吴统治集团是由南下的淮泗大族和江南的土著大族组成的，权力即为他们所控制。仅吴郡陆氏一家，就有二相、五侯、十多名将军。任郡守县令者，全是吴郡顾、陆、朱、张四姓子弟。蜀汉政府的情况也不例外。到了西晋，局面越来越糟，“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26]当然，世族中也不乏德才兼备、才华超群者，能胜任其职；寒门中也会有少量幸运者被荐举，但总的来说，九品中正制与世卿制无实质差别。再到后来，出现了科举制。隋朝首创，唐代定制，两宋逐渐完善，明清达到顶峰。对比以前的选官制度，科举制的确是一个巨大进步。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使得平民出身的子弟也有机会通过科举之路进入统治者队伍，“布衣卿相”也不乏其例。这些精英之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官吏结构，增添政府的活力，提高执政能力，扩大执政基础。科举制给广大士人以希望和出路，尽管对多数人来说仍然是渺茫的，可望而不可即，但毕竟是存在的，可以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相当一部分人亦能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