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貌似公平、公正、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度，也难以培养、选拔真正合格的人才，值得民众信赖的官吏，以满足管理社会的需要。
    首先是选才的范围狭小，只在少数人中选拔人才。因为只有少数富家子弟才能入学读书，才能支持“十年寒窗”所需的大笔费用。广大穷苦农民的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虽然他们当中许多人天赋很高，资质优秀，也只能望学兴叹，自认命苦，无缘选拔入仕。
    其次，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当。隋代科举，相当于察举制中的策问应答。唐代进士科自高宗永隆二年（公元681年）起，开始确立了帖经、试杂文和对时务策三场考试的格局。宋代进土科主要考经义和时务策。到了明代，则以八股取士，开始走向僵化、衰落。纵观科举考试，起初还是有一些鲜活内容，但愈到后来愈不行了，主要内容无非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那一套，空谈性理，偏重于道德说教，没有科技，没有经济，没有实业，没有管理，学的是脱离社会管理、脱离发展民生经济的“理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考试禁锢人的思维。固定的格式，固定的答案，唯上、唯书，无创造性可言。唐代的“帖经”，即填空，属于死记硬背。最煊赫的进士科考试，也只是重视诗赋，能显示考生的文才，但不是经世之道。八股文考试，具有严格的框架程式，内容则限制为“代圣贤立言”，不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科举考试把读书人引向歧途，那些醉心于科举仕途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为对国计民生不热心、不了解、不研究，也就很难掌握经邦济世的真学问。费正清认为，中国“在思想领域里，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理学盛行的一段时间内，朱熹的教导主张诚意在于‘格物’（考察事物），之后就可以进而了解自身。但‘格物’这个词的意思并非指科学观察，而是指研究人事。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27]。考生心里都明白，考试不过是做官的“敲门砖”，一旦官做上去了，砖头也就丢到一边去了。用这种考试内容、考试方法“格式化”出来的人才，大多学会了因循守旧，开口诗云，闭口子曰，在上司面前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信条，唯唯诺诺，战战兢兢，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发展不了经济，应对不了社会危机。
    其三，虽然是考试得了。科名，但官职到手还得等待，走门路。有的士子候补到六十多岁，还轮不上一官半职。“乌纱帽”的予夺仍在朝廷吏部手中。好不容易熬到一个职位，走马上任后，首先感谢的是上司。要保官位，靠上司；要提拔晋升，靠上司；出了问题找庇护，还是靠上司。归根结底，权力是上司给的，哪怕是智商再低的官员，也知道最基本的逻辑是对上负责，其次才考虑对下负责。“对上负责”也不一定是对整个朝廷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政府负责，而只需对顶头上司负责，对他那个“小圈子”负责。只要讨好了上司和“小圈子”，对下不负责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在这种体制导向下，管理社会的官吏队伍究竟能有多大兴趣为百姓办事？究竟能集中多少心思和精力建功立业？这样的官僚队伍，会做“官”，不一定会办事。
    其四，一部分人只求做官，不求办事。在中国人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高”，高在何处呢？无非是能做官，做官就能发财。读书人首先看中的是“学也，禄在其中矣”[28]，“劳心者治人”[21]，害怕、躲避的是“耕也，馁在其中矣”[28]，“劳力者治于人”[21]。民谚流传的人生“四喜”之一是“金榜题名时”，“四悲”之一是“下第举人心”。有些人之所以能“头悬梁，锥刺股”，之所以能“十年寒窗”苦读坐冷板凳，追求的是“金榜高中”、“一举成名天下知”，向往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儒家教导的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科名可作敲门砖，能够换来官与禄。脑子里的潜意识是“封妻荫子”，“衣锦还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即便是“三年清知府”，也能有个“十万雪花银”。民间流传的据说是出自宋真宗之手的《劝学诗》，十分诱人地写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士子们虽然青壮年时也不乏“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许曾有过“立德、立功、立言、立节”[29]四不朽的追求，但步入官场后，却经受不住权力的腐蚀，抵制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逃避不了潜规则的掣肘，克制不了人性贪欲的纠缠，特别是能够不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于是习惯于养尊处优，作威作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日渐走向腐败。至于履行职责，为民办事，就只好看良心和觉悟了。
    其五，买官卖官是普遍现象。在封建社会，官吏是委任而非选举，即使是科举及第，最终还需委任才能当官。委任制给买官卖官的行为带来了便利。据史载，东汉灵帝刘宏是较早公开卖官的皇帝。光和元年，他开西邸（即西园）卖官鬻爵。上起公卿，下至郎吏，地方守令，均标价而售。二千石（郡守级官员）二千万钱，四百石（县长级官员）四百万钱，关内侯五百万钱。要求出任地方县令者，随该县肥瘠而价格有所差别。家产富裕者先交款，家底薄一时交不起者可赊欠，上任后加倍偿还。三公九卿等朝廷高官不便公开出售，则通过身边亲信私下交易，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为扩大财源，一官上任不久，新官接踵而至，有的地方竟至于一月更官数次。西晋时，武帝司马炎也是公开卖官，所得之款，尽入皇帝私库，供其花天酒地，挥霍奢靡。他享有姬妾近万人。南北朝时的北魏，宣武帝时的吏部尚书元晖，亦是“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聚敛无极，百姓患之”[30]。北齐到了后期，因“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于是皇上“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无官不卖，“于是州郡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31]。唐中宗时，韦后大树私党，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中宗与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32]。一时间，皇后、公主和他们所信任的人，组成了一个小集团，专门出售官吏委任状，牟取暴利。唐朝玄宗时的杨国忠，亦是卖官高手。他自侍御史至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掌握了中央选任官吏的人事大权。他一手遮天，每次选用官吏，完全凭他和几位亲信的好恶，根据所用人的贿赂请托。到唐懿宗时，买官卖官已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据史书记载：“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南宋宁宗时韩侂胄掌权，社会上贿赂盛行，公执宰执、台谏之门，亦习以为常。韩侂胄的亲信陈自强（历任枢密院参知政事、右丞相），性极贪鄙，公开纳贿卖官。各地官员寄给他的信，信封上须注明某物若干并献，无“并”字的信则不拆阅；人有仕途干进，必先议价而后定；又纵子弟亲戚收受贿赂。到了理宗统治时期，外戚贾似道当权，他与党羽亦公开卖官，官员的补缺或升迁改秩，明码标价，交相贸易。明末崇祯皇帝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奏，揭露吏部官员的贪赃和腐败，他写道：“臣所闻见，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专以此得之，馆选亦然。”[33]
    以上所述只是几个典型而已，其他卖官的皇帝、朝臣，难以一一列举。既然皇帝和朝臣可以卖官，那么，地方长官当然也可以卖官了。这样一来，历朝历代买官卖官成为普遍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