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暴君。他公开宣称“我性不喜人谏”[58]，一些衷心进谏的大臣轻则罢官，重则被杀。太常卿高熲“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自蒙寄任，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海内富庶”，由于谏炀帝不可耽于玩乐，背地里说了一句“近来朝廷殊无纲纪”[59]，就被处死。那些善于逢迎的小人则乘机而上，受到信用。御史大夫裴蕴和内史诗郎虞世基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四方告变，不为奏闻”[60]，等到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全国时，不可一世的隋炀帝被身边的近臣所缢杀。明崇祯皇帝，亦因不听劝谏，不恤民生，杀谏官以掩己过，最后落得个自缢身死的可悲下场。
    对于贪图享乐、无视民生的君主，谏其节俭，是危险的；对于昏庸颟顸，却又自负的君主，建言献策，是很难被接受的；对于确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君主，谏其过失，是很难使他理解信服的。所以，谏官难当，谏言难讲。要达到使君主接受自己谏争的目的，一要君主开明，二要讲究进谏艺术。要格外注意被谏者的性格特点，格外注意用语的分寸，语气的轻重，角度的偏正。要善于顺谏，善于讽谏，如师旷的《论五墨墨》，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等，这些都是成功的范例。当然，也有用强谏、死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特别是批评君主的过失，这最易使君主动怒。即使是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是不能轻易拂逆的。有一次魏徵在朝廷上批评他的过失，其心也忠，其情也切，其理也直，而他却接受不了，拂袖而去，愤愤然，回到家中对长孙皇后讲，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后经长孙皇后的开导才息怒。如果不是长孙皇后贤惠救驾，一代名臣魏徵的性命就危险了。太史公司马迁为战败被俘的李陵设身处地地辩解了几句，竟不为汉武帝所容，毫不留情地将他打入大牢，最后遭受士大夫最为屈辱的宫刑。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建武三十年拒绝了司空张纯等人请他到泰山封禅的建议，并下诏书说：“（朕）即位三十年，百姓怒气满腹，吾谁欺？欺天平！”明确宣布：今后各州县，凡是远道来祝寿，说一些虚伪的赞美话，“必髡，令屯田。”[61]即是说处以髡刑，让他去屯田。可见此时他还是清醒的。但是，仅仅过了两年，他又相信谶纬了，到泰山搞了封禅活动。回来后，凡事先问谶纬，迷信至极。给事中桓谭上书劝谏，他却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叩头流血良久，才免于一死，贬为六安郡丞，病死在赴任的路上。[61]韩愈晚年“欲为圣明除弊事”，“一封朝奏九重天”，上了《谏迎佛骨表》，却触怒了信佛的宪宗皇帝，决意将他杀掉，后经众大臣求情，虽免于一死，却“夕贬潮州路八千”[62]，将他打发到僻远的潮州当刺史。明代清官海瑞，忠心耿耿，忧国忧民，上书嘉靖皇帝进行谏争，竟然同时买好了棺材，作了死的准备。由于进谏，得罪君主或权臣而遭迫害甚至杀戮的谏臣不计其数，代有所闻，史不绝书。可见在乾纲独断的体制下进谏，何其难也！又何其险也！
    历史上由于君主不能很好地求谏纳谏，因自己的失误不罪己反而罪人，究竟造成多少失误，带来多少动乱，是难以数计的。谏议制度如此重要，为什么君主们不能很好地实行呢？南宋光宗绍熙二年，担任起居舍人的黄裳在一封奏章中作了分析。他上奏道：“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生，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宜因事静察，使心无所系，则闻台谏之言无不悦，而无欲胜之心，待台谏之心无不诚，而无加忿之意矣。”[63]根子在于是君主专制社会，不是民主社会，是家长制管理，不是民主管理，要君主克服私心、胜心、忿心，是很难做到的；能做到一时，做不到长久；能做到开始，做不到结尾。当然，由于君主开明，很好地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因而带来决策正确、社会稳定发展的例子也不少。但是，总的来讲，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求谏纳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就使正确执政需要的集思广益、决策科学得不到保障。
    乾纲独断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文人学子只能诠释经书，做考证，讲义理，做八股文，不可标新立异，离经叛道。韩愈曾无可奈何地感叹：“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一代文豪尚且如此，一般文人学子就更不敢乱发议论了。因此，中国古代除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外，以后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自汉以后，儒家一枝独秀，万马齐喑。孔孟之道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不断被改造，禁锢了思想，压制了创新。奸佞小人，可以望文生义，吹毛求疵，陷害正人君子；昏官奸臣，可以牵强附会，深文周纳，打压忠良之士。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使文人不寒而栗，因而也不敢解放思想，不敢创新。不愿因言获罪，求荣取辱，毁其仕途，更不愿因自己的多言祸及妻小与家族。“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64]，“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行而趑趄”，成为大多数文人的心态和状态。如此等等，严重地压抑了民族的创新活力，因而社会只能在旧的框架内轮回，跳不出“周期率”。
    四、从庶民到君主需要安全保障却又没有法律保障的矛盾
    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条件下，普通庶民是“蚁民”、“草民”，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征调、剥夺，没有保障；他们的人身自由随时可能因徭役、战争而被剥夺，没有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亦因各种劳役和战争而随时可能丧失，没有保障。无论是在战乱时期，抑或是在和平时期，经常出现“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缺少幸福感，亦无安定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望夫石”的故事，流传的“无向辽东浪死歌”等等，便是典型的写照。总之，在古代专制的条件下，老百姓命如纸薄，天灾可以使之死，盗贼可以使之死，徭役可以使之死，战乱可以使之死，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可以使之死，流氓恶棍的横行霸道可以使之死，生存权、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只能是听天由命。
    那么，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掌握全国臣民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们，他们自己的权位和生命有安全保障吗？同样没有。韶华、亚方、严德荣、吴梦起、孙宝镛、郎享伯等几位文史专家，作过专门研究，编写了一套《腥风血雨话宫廷》（群众出版社，1995年出版），该书中的统计材料可以印证本文的这个观点，下面的部分数据即引自该书。
    据史料记载，如果从西周武王算起，到清朝溥仪垮台，也就是从公元前1134年到公元1911年，共3045年，共84代王朝，历经了882个在位帝王。在位帝王平均寿命只有41.7岁，可以说是短命的。有288个不得善终，即被杀死、缢死、饿死或毒死，占在位帝王的32.6%。其中有4个王朝百分之百的帝王被杀，有25个王朝50%以上的帝王被杀。在被杀帝王中，有18个未成年帝王，占被杀帝王的7.4%。有的皇帝只当半年、一个月、甚至6天就被杀了。而且这些被杀帝王基本上是死于宫廷政变的夺权斗争，没有一位是被农民起义军杀掉的，只有一位皇帝是在农民起义军大兵压境时，上吊自杀的，他就是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这个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