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是私有制家天下的必然派生物。自古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无人莫做官”，就说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汉高祖死后，惠帝即位，但吕后却大权独揽，毒死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致使惠帝忧郁病死。吕后遂临朝称制，分封诸吕子侄为王侯，拔擢亲信，排斥功臣，诸吕势力，迅速坐大。吕后病危时，命其侄吕产任相国，吕禄任上将军，分掌南军与北军，以巩固吕氏权力。直到吕后病逝，因诸吕阴谋作乱，方才被大臣周勃、陈平等所翦灭。唐朝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翦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多数被诛杀，少数被贬逐；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也几乎相继被杀戮殆尽；另有“海内名士”三十六家，也以谋反的名义而被族诛。为抬高武氏一族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把武家列为第一等。她临朝称制后，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对此，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中愤怒地写道：“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45]唐玄宗时，因杨贵妃得宠，杨家势力如日中天。杨贵妃的母亲、姐姐皆封国夫人，叔、从兄皆为卿。特别是杨贵妃从祖兄杨国忠，由金吾卫兵曹参军累迁至监察御史、御史中丞，与李林甫相勾结，连起大狱，诛逐重臣，飞扬跋扈。李林甫死后，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先后兼领四十余使，封卫国公。与其妹虢国、韩国、秦国三夫人及其兄杨舌五家，豪富至极，胜过王侯。他们结党营私，贿赂公行，选任官吏均于私第暗定。任人唯亲，达于极至。一时间，诸杨势倾天下。以至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46]
    在这种任人唯亲的体制下，致使许多有才华的人感到仕进无门，遂转向消极悲观。信奉孔子讲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28]，“不在其位，不谋其政”[28]，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诸葛亮说的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47]，过着躬耕垅亩的生活。也有的抱着“当官做儒家，不当官做道家”的人生观。息影林泉，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48]的隐居生活。有的实现不了“治国、干天下”的抱负，实现不了现实价值，便转而追求历史价值，著书立说，藏之深山，传诸后世。如王符、王船山、李贽，等等。有的则由失望转为消极，坐视现状日趋崩溃，等待看“好戏”。有的看不惯现实政治的黑暗，不愿同流合污，辞官不做，或不肯出山。有的秉性清高，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亦不肯出山，或辞官不做。有的则由失望转为愤世嫉俗，认为“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37］不与当世合作。有的则由失望转为愤怒，走上反抗的道路。如唐代黄巢，长安科举落第后，赋《菊花》诗言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49]科举的落第使他萌生了反唐的决心。他把反动腐朽的封建势力视为即将凋谢的“百花”，把自己比作凌霜傲放的秋菊。他设想将来总有一天能带领千军万马冲进长安城，推翻唐天子，把贪官污吏、豪强劣绅统统踏倒在地，建立一个人民安乐、社会均平、弊绝风清的新世界。后来他发动了农民大起义，号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与唐王朝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数万大军转战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一度占领了都城长安，起义士兵头戴黄巾，宛如当年他落第后言志诗中所写的菊花那样，开遍了长安城。起义军歼灭了大量官军，杀了大批地主、豪绅、官吏，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亡。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洪秀全，也是在连续几次科举失败后，决心走上反清夺权道路的。每次农民大起义，都有大批失意文人参加进来，汇成摧垮旧王朝的革命洪流。“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50]，科举道路实现不了功名富贵，则企图通过革命造反的手段来实现。
    总之，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对权力的世袭和垄断，不能保证由最优秀的人才治国，不能及时淘汰不合格者，不利于保护志士仁人建功立业，不利于激励人才的竞争成长。需要人才却又压抑人才、需要选贤任能却又任人唯亲，二者成为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使人才的整体素质下降，执政能力下降；政风民风变坏，使大量的人才浪费，使大量的人才走向现实政权的对立面，使本来可以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力量，却成为破坏社会秩序、打乱历史正常发展的力量，使一个又一个的专制王朝走向崩溃，使社会的再进步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乾纲独断的家长制与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矛盾
    无论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君主乾纲独断，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君主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君主的一个举动、一个决策，都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有时言之差，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君主以“天子”自居，“天子自圣明”，“君为臣纲”，自信而又自负，很难采纳臣下的建议，更难接受臣下的批评。但天下之大，政务之繁，问题之复杂，决策之困难，仅靠君主一人的智慧和精力来作出明断，又的确是困难的，并且常常由于君主的专断和昏庸，造成决策失误，举措失当，政局不稳，乃至王朝倾覆。这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寻求补救办法，于是设谏官以纠正君主的过失，设御史机关以纠察百官。周公总结夏商兴亡的教训时，就提到进谏纳谏和监察的问题。他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51]所以周礼规定设师保以“谏王恶”。后来的《管子·形势解》也说；“谏者，所以安主也。……主恶谏则不安。”[52]秦汉设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官，负责监察和谏议，隋唐以后设御史台、谏垣、谏院、给事中、都察院等，发展了谏议和监察制度。谏官和朝臣可以直接上言反映情况。但并非每个君主都有自知之明，都能理解舜提出的“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的道理，都能有唐太宗的明智见识；“夫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53]
    作为君主，是纳谏还是拒谏，是责己还是罪人，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左传》庄公十一年记鲁国大臣臧文仲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淳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据说，夏禹、商汤都能虚心纳谏，有错误便下诏罪己，勇于担责，国家因此勃然兴盛；而夏桀、商纣不但拒谏，而且诿罪于人，杀害忠良，政权于是迅速败亡。二者的结果迥然不同。商汤罪己的事例，《尚书·汤誓》中有记载。商汤灭夏后，不敢骄傲自满，仍然谦虚谨慎。他对臣民说：“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这表明他是一个严于自责、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家。
    自古以来，因不听谏议、堵塞言路、刚愎自用，不知“罪己”，只知“罪人”，只愿意听臣下对自己歌功颂德、阿谀逢迎，不愿意了解真实下情，甚至偏听谗言，杀害敢于直言进谏的良臣，导致失败垮台的君主屡见不鲜。例如在夏代，较早的有太康，他继承王位之后，“游畋弃民”，常常猎于洛水之北，荒于政事。其弟五人陪同，怨其不返，于是以大禹之训作歌劝戒，指出他“尸位逸豫，盘游无度”，有违祖训，提醒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弗慎厥德，虽悔可追？”[54]这就是《五子之歌》中的恳切讽谏。但太康置之不理，导致失国。夏桀是一个暴君，《史记·殷本纪》记载他指着太阳大喊：“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自认为“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只有太阳亡了，他才会亡。《尚书》说他“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灭德作威”，[55]不用贤良，不恤百姓，杀忠谏大臣关龙逢，最后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殷纣王也是一个暴君，曾狂妄地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虽有本事，能文能武，能言善辩，却听不进谏议，“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56］。他暴虐无道，“淫乱不止”，微子屡谏不听，只好逃走；箕子谏阻不听，便佯狂为奴，但未能避祸，终遭囚禁；比干强谏，却被剜心剖腹。纣王独行其是，拒谏饰非，最后落得自焚国亡的可悲下场。后来的秦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西汉政论家贾谊认为，除了“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激化了社会矛盾以外，秦二世不纳忠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贾谊指出，当时秦朝“多忌讳之禁”，正直的大臣“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自君卿以下至于众戍，人怀自危之心”；“忠臣不敢谏，智土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57]。陈胜、吴广起义后，关东各地群起响应。朝廷派去的官吏回来后如实上报，秦二世大怒，竟将其下狱。随后派去的官吏再也不敢说实话，谎称起义者只是小股群盗，均已扑灭。秦二世听后大喜，死到临头尚自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