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买官卖官之外，封建社会还有公开的、堂而皇之的捐纳政策，即政府以授予官职（虚衔或实职）取得捐款，以补财政开支之不足。这是比较“体面”的卖官鬻爵。秦始皇因飞蝗成灾，下诏凡百姓缴粟千石的拜爵一级；汉文帝接受晁错务农贵粟建议，下诏准许民众缴粟赎罪或给予爵位，捐纳始兴。以后历代封建政府常因赈灾、筹饷、边防或兴办工程等事，用捐纳取得经费的来源。捐款人在纳资或粟后，即可得官位或褒奖。清朝初年屡用捐纳筹措饷银。从咸丰帝开始，广开捐例，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均可捐纳，使本已十分庞大的官僚队伍更加膨胀。到清末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候补官员，一个个等得急不可耐。据《申报》1906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已在吏部注册的候补官员达25.74多万人，而当时正式在编官员却只有四万人左右。由于竞争激烈，候补官员不得不重金行贿以谋取一个官职。捐纳盛行，官职变成商品，致使一些无德无才、腐败昏聩的人也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有的甚至占据要津，而真正清正廉洁、德才兼备的人才则被挤到了一边，无法发挥效忠国民的才干。
    当然，在那些用钱买官者中，肯定不乏“修齐治平”的有志之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为了谋得一个干事的平台，不得已而为之，但相当多的买官者恐怕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捞取外快，收回成本，还要增值，中饱私囊，尽快成为富翁。清人陆陇其指出：许多捐官者“原系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捞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34]。因为官是用钱买来的，敲诈百姓似乎更顺理成章，理直气壮。至于儒家的君臣大义，对不起，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一点中外买官者有其共性。例如，在中世纪的法国，“贵族可以用金钱购买，议员也可以用金钱购买，他们把贵族、议员的头衔一买到手，就想以拥护统治特权、反对任何改革来一本万利地收回其所支付了的代价”[35]。如此这般，腐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贪官污吏们对于那些讲原则，妨碍自己营私舞弊、贪污腐败的清官耿介之士，则要设法排挤和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不能除之者，也要设法把他拉下水，使其同流合污。而那些清官耿介之士，开始尚能抵挡一阵子，但几个回合下来，遍体鳞伤，除了极少数能够坚持到底以外，大多数招架不住，免不了心灰意冷，倍感“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36]，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要么主动辞官不做，要么被击败踢出去，要么接受“招安”，握手言欢，彼此彼此。至于像孔子践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像孟子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1]、像曹植提倡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37]、像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8]、像王安石提倡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39]、像于谦提倡的“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40]、像郑板桥提倡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41]、像林则徐提倡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37]那样的文人、官吏，毕竟是凤毛麟角。翻开二十四史，真正有名有姓、名副其实的有名清官屈指可数，有据可查的也不过几十位，真是寥若晨星，其原因即在此。
    除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以外，还有保举制、荫子制的选官方式。保举制是由具有相当级别或资格的官员，向用人机构或有用人权的人推荐人选，使被推荐者得以任职。这种方式当然可以为伯乐式的人物保举出一些杰出人才，但也为有钱有势、善于钻营者开了方便之门，导致出现保举的所谓人才，“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胜神童”，而那些一无金钱、二无背景的在野贤才，在慨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贵在朝中”之余，更是增添了对社会不公的失望与愤恨。至于荫子制，则是具有一定品级和爵位的官员，为其子孙补选官位的方式。宫不以德选，不因才授，完全是一种特权制度。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制，只能导致官员素质的退化。
    由此可见，在这种官僚体制下，儒家倡导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流于口号，几乎是一种自我标榜，实际上培养、选拔的并非执政良才，官吏也不是为民办事的公仆。
    清朝思想家、史学家龚自珍对封建君主专制摧抑人才的原因作了分析。他在《古史钩沉论·一》中指出，统治者仇视天下之士，为了垄断高踞于万民之上的统治地位，必须去除土人的廉耻之心。独裁者对官吏的颐指气使、任意斥责和处罚，一方面使他们失去人格和尊严，另一方面使他们无所适从，不敢有所作为。“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革职至”[42]。于是，只能规规矩矩，看上头的脸色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负责，更谈不上发挥创造性。独裁者的“一人为刚”，造成了众官吏的“万夫为柔”，普遍患有“软骨病”。在费正清看来，因为“惟命是从则比较安全，这就易于扼杀下层的主动性”[27]。
    古代专制制度是家天下，既然是家天下，就必然依着血统，依着“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继统法进行统治。选拔官吏当然是一要亲，二要忠，第三方是德与才。而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德，最重要的标准还是忠。这样就免不了出现一些“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出现一些“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现象。像李白这样的绝代天才，虽然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也感叹“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拔剑四顾心茫然”。虽然一度被选入朝廷，颇为自负地放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也只是让他当个文学侍臣，发挥不了治国理政的才华。他最后心灰意冷，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遂转向享乐与消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但愿长醉不愿醒”[43]。李白的诗反映了一部分人才的心态。
    即使如此，历代统治者仍不遗余力地网络人才。完善科举制度就是一个重要途径。一次，唐太宗微服临驾端门，看见新取的进士鱼贯而入，喜不自禁，以为“天下英雄人我彀中矣”！然而有人对此讽刺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44]那些皓首穷经、背驼腰弓的举人们，熬过殿试这一层，锐气已经耗得差不多了。即便是中了进士，也没有多少经邦济世的真本领和精力。李白就看不起因走科举之道而熬白了头的士子。他在《嘲鲁儒》一诗中写道：“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43]嘲笑迂腐的鲁儒，不务实际，整天搬弄五经章句，死钻牛角尖，对经国济世的方略，却茫然无知，如坠五里雾中。李白的诗虽然夸张了一点，有些偏激，但也的确指出了科举制的弊端，对人才的压抑与摧残，对民族生机与创造力的压抑与摧残，其结果必然是阻碍统治集团执政能力的提高。明代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全景式地形象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对士子的毒害。像范进中举前后的表现，令人啼笑皆非，不胜悲怆！